剛讀到一篇文章，作者喬新生說，相當部分中國富豪并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發現”國有資產的價值，并且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收益。(8月16日《中國經濟時報》)也就是說，這部分富裕起來的人，并沒有承擔任何市場風險，只不過是通過改制手段，把國有資
產據為己有，而一夜暴富。
說到通過改制手段一夜暴富，就會想到四川電力借“改制之招，賤賣國有資產，使10億國資流失。2002年11月27日，擁有4.6億元總資產、1.9億元凈資產的犍為電力僅作價4000萬元，匆忙簽約賣給樂山市的民營企業東能集團公司。事后查出，僅田玉飛一人，就從東能集團董事局主席王德軍那里受賄1000多萬元。(6月8日《民營經濟報》)“搞定一個人，拿走一片礦，生出一串財”。由此我還想到了廣東興寧礦難中的重要角色、大徑里公司董事長曾云高稱要拿出3億元“擺平”礦難的事。如果不是迫于壓力，這3億元又不知讓多少人一夜暴富。事實上，在礦難之前，大徑里公司已經使不少人暴富了。大興煤礦主要有65個股東，這些股東當中有當地領導和公務員。報道說，興寧礦難牽出15億元涉案資金，相關官員和人員在資金來源上存在嚴重問題。一名月薪數千元的警察，牽涉資金卻是2900萬元。曾云高以500萬元“買斷”經營權之后，曾的年收入就高達兩億元，500萬元與兩個億，能“對價”嗎？(8月17日《中國青年報》)
有民謠曰：“改制改得賣了廠，廠長書記當老板，自己賣了自己買，就是工人下了崗。”大連白云旅游汽車出租公司的國有企業在改制為民企時，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5名管理層人員以404萬元將公司買下。新注冊的民營公司由公司原總經理和原黨委書記共持有80%以上的股份，原公司價值4000多萬元的200多個出租車營運號牌，也以223萬元的“超低價”轉讓給管理層人員。這是國企MBO改革中又一起“一夜暴富”故事。
杭州商界曾傳聞，孫達山是“空手套白狼”的好獵手，據說當年他成立公司的“初始資金”來自浙江國信。時任浙江省副省長的王鐘麓強力“推薦”浙信公司選定孫達山預征的300畝土地，浙信公司以每畝多交4.5萬元的“辦證包干費”、總價19.5萬／畝的價格，從孫達山手中買下這塊土地，孫達山因之一夜暴富。(2004年9月7日《21世紀經濟報道》)
也有身邊的例子。曾有一位老板指著他的“杰作”(一片房地產)對我說：“買這片房地，我沒掏一分錢。”起初我根本不敢相信，待他說完后我才恍然大悟。這片房地評估500萬元，他與政府部門簽訂了合同，緊接著他又與開發商簽訂了合同，把臨街的那片空地建店鋪，店鋪一建，預售時人們爭先恐后，他付清了那500萬元，還凈賺了店鋪最上面的一層樓。人家從國有資產中“發現”了巨大商機，能不一夜暴富？還有一位招商部門的負責人說，有一位“人物”介紹了幾十億元的外資項目，條件是拿2%的介紹費，領導碰頭后，覺得介紹費數額巨大不敢拍板。但沒過多久，該項目就被內地引走了，人家給的介紹費卻是5%。這位負責人的話我相信，早在7年前，本人在家鄉縣委任職時，縣里就明文規定，引進外資的獎勵就是引進外資總額的5%。而且在年終開會時，縣里還大張旗鼓地給介紹人頒發“獎金”。如果一個人有能力介紹一個20億元的投資項目，不是一夜就成了千萬富翁嗎？
富豪們極富戲劇性的暴富經歷，也使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弊端暴露無遺。追溯原因，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其個人主觀因素的考量上，更應該注意制度層面的思考。
不久前，美國《財富》雜志披露，俄羅斯億萬富翁數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俄羅斯的一個主要民意調查機構對此進行的民意調查表明，39%的受調查者對俄羅斯有這么多億萬富翁感到恥辱，只有7%的受調查者對他們的億萬富翁感到自豪。
在中國的暴富行列中，除了借改制侵吞國有資產外，富翁多的行業也是房地產開發商和礦山開發商，就像大興煤礦老板曾云高，在短短的7年時間竟成了億萬富翁(身價逾兩億元)，這種快速變成富翁的奇跡，恐怕在發達的西方國家也難以見到。這兩種行業中的千萬、億萬富翁特別多，這是因為我國土地使用權出讓制度還不明晰，才讓富豪們“發現”了致富的“聚寶盆”。這值得我們警惕。(洪巧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