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英語系殘疾女博士生郭暉今年35歲。
她最近時間排得滿滿的，正忙于準備畢業論文。再過一個多月，她就可以聞到畢業求職的硝煙味了。
一方面是“北大”、“英語”、“博士”，一方面是“殘疾”、“大齡”、“女生” 。
這是目前她面臨的自身求職現狀。
自從讀博以來，郭暉就
很關注北大校園網上的就業信息，但絕大多數用人單位的“35歲以下”和“身體健康”這兩條平常標準，都像一道樊籬將她排除在外。
導師經常寬慰她說：“不要擔心就業的事，北大是名牌大學，你又是好專業里的高學歷，只要專心學業，工作是不用愁的。”然而，在現實面前，導師善意的寬慰似乎有點蒼白———郭暉告訴記者，她有一位有殘疾的師兄，成績一直是系里的第一名，但幾經輾轉，最后總算找到一份工作，但這份工作的狀況比起正常預期來簡直是天壤之別。
在郭暉自己的履歷中，獲得專科和碩士學歷之后，已經有過兩波求職被拒的經歷。郭暉說，她暑假里已經悄悄給出版社投過簡歷了，現在仍沒有任何消息。
“我堅信我除了身體狀況稍差之外，完全能和同齡人一樣勝任工作。”她說。
要把自己塑造成“想成為的人”
1981年底，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11歲的郭暉上體育課扭傷左膝關節，在就診時出現嚴重的用藥錯誤：用激素的時候沒有配抗菌素，導致了關節的滑膜結核。隨后，結核又擴散到身體的其他部位，包括腰部和胸椎，導致胸部以下失去知覺、癱瘓。在隨后的一次開胸清除結核的大手術中，又一次出現了嚴重的失誤：醫生沒有將那塊關鍵的擠壓脊椎神經的變形骨頭清除或者整形。
1991年夏末的一個清晨，21歲的郭暉放下了手中正在自學的英語課程，自己搖著輪椅，急匆匆地去離家不遠處的邯鄲市八一自控廠報到，那里有她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這是河北省殘聯按照國家為保證殘疾人就業所制定的“按比例就業”政策為她安排的，工資是一個月60元。
盡管工資很低，但在那條不長的上班路上，郭暉的心里還是有一點點興奮，因為終于可以和同齡人一樣去工作了，沒有被“甩掉”。
在這份工作中，郭暉和一些其他被殘聯安排過來的殘疾人一起，每天為工廠設計出的建筑圖紙撕去多余的邊兒。但是后來，她認為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后來，媽媽的同事們聽說郭暉自學英語已經相當不錯，就想把自己的孩子送過來讓她給輔導一下。雖然一個學生每個月只能付25元的報酬，但郭暉很喜歡這份工作。這不僅僅是因為可以用到自己學過的知識，更讓她感到開心的是學生們叫她“老師”。
“我覺得那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是參與社會的一部分，被人們所肯定的。”她說。這時的郭暉已經堅持自學了十年，完成了從小學到高中的全部課程。
“我記得以前讀過的一篇托爾斯泰寫的論人的自我塑造方面的文章，他說人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想成為的人，所以我對未來還是保持希望的，”她說，“我想我的所學不會白費。”
自學22年讀取專科、本科、碩士
1981年，11歲的郭暉出外求醫回到河北邯鄲的家中靜養，父母每天忙著工作，來還她治病欠下的債。小郭暉就一個人在家躺在病床上靠聽收音機和看些小說等“閑書”來打發時光。
一天，來為她做針灸的大夫在離開時對她說：“你既然能看這些閑書，那干嗎不去自學落下的功課呢？如果有一天你恢復了，你要跟誰同班學習呢？你的同齡人會小學畢業、上初中的啊。”從那以后，郭暉開始延續她那定格在小學五年級的求知路。這是她自學的開始。
1985年，被病痛折磨了整整四年的郭暉在北京動了一次大手術，再次回到家里。從那時一直到1987年，她都只能躺在床上，連坐都坐不起來。郭暉心里只有一個念頭：要把耽擱的時間搶回來。
在那次大手術之后的半年里，郭暉背上刀口的疼痛一直很嚴重，“所以，和病痛比起來，我覺得學習是一件很快樂的事，知識增長的喜悅可以沖淡病痛，”她說，“每門課程結束，我都會讓爸爸充當老師來考我，當成績合格的時候，我感到我并沒有離開校園。”到1989年，她自學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課程，完全能夠參加高考了。
1989年6月，當郭暉準備去參加高考的時候，她才發現這個殘酷的現實：自己當時的身體狀況根本不能允許這么長時間的考試。“我那時如果坐半個小時以上就會吃不消，如果一抽筋就會摔倒，”她說，“那一次，我覺得我被同齡人‘甩掉’了。”
直到有一天，郭暉在父母的工作單位———河北工程學院遇到了一個老師，她才重新發現了一條有可能跟上同齡人的路。“你可以去參加自考，因為這種考試允許一門一門地考，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時間。”到今天，郭暉都很清楚地記得那位老師跟她說的每一個字。
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郭暉在河北工程學院報名參加了英語自考輔導班，開始了她的自考之路。1993年，郭暉在沒有初中和高中畢業證的情況下，獲得了一個全國的英語專科自考畢業證。
再后來，她又先后獲得了自考的本科學歷證和在職碩士進修班的畢業證。明年的這個時候，郭暉又將有機會拿到她的第四個學位證———博士證了。郭暉說，每考試完一次，她都要大病一場，感冒或者發燒，因為這對她的身體而言，實在是太辛苦了。
歷經兩波求職被拒被迫考博
1993年，也就是在獲得了全國英語專科自考畢業證的那一年，郭暉來到離家很近的河北工程學院應聘教師職位時，對方給出了兩條拒絕的理由：一是她身體不好；二是學歷太低了，校方需要本科和碩士學歷的人。但從能力上，郭暉已經能和校內的外教進行很流利的交流了。
2002年，郭暉再次來到河北工程學院求職，而這一次，郭暉已經得到了自考的本科學歷，以及在職碩士進修班的畢業證。這一次，對方的拒絕理由是：郭暉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在求學的過程中一直是以自學為主，碩士學位也是“不太正規”的。需要提到的是，說出這話的人正是郭暉碩士進修班的同學。
兩次失敗之后，她沒有再去試其他的機會。她說，首先是自己搖著輪椅不便遠行，很難跑出去應聘找工作；另一方面，其他適合她做的工作比如翻譯等，在邯鄲又很有限。
最主要的是，因為郭暉的身體狀況，坐班制就不合適，所以真正適合她的工作范圍本來就很窄。經過了第二次，郭暉覺得她想追上同齡人的希望一下子變得渺茫起來。
“盡管在健康程度上不如其他人，這也限制了我的工作范圍，但這不代表我在某些方面不能提供像他們一樣優秀的勞動成果。”她說。
然而當時，郭暉似乎別無選擇，在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她考取了北大英語系的博士生。郭暉的成績很好，一直在拿系里的獎學金。她說在未來的求職路上，無論遇到什么樣的困難，她都會坦然面對的。“我覺得社會總有一天會認識到我們的價值的。”她說。(記者
李媚玲)
提問一 高知殘疾人是否需要救助
北京市殘聯的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中國殘疾人受教育程度明顯提高，是因為近年來政府高度重視殘疾人的受教育權。據了解，中國有6000萬殘疾人，約占人口總數的5%。但這也同時意味著，在高校擴招之后擁擠的中國就業市場上又多了一個高學歷的特殊群體。
在殘疾人參與社會活動的過程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怪圈：入口在逐漸增大，也就是受教育的程度越來越高，而在出口上，也就是就業方面卻缺乏與之相平衡的有效機制。對此，有專家認為，高學歷殘疾人的就業問題實際上被忽視了，因為這一群體的新特點是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而我們以往對殘疾人的救助一般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工作上。很顯然，這類工作并不適合他們。
當然，北京市殘聯的相關負責人也表示，高知殘疾人的就業難題也和中國就業市場的整體環境有關，因此，也提醒高知殘疾求職者，應適當調整就業觀念。另外，在遇到這種情況時，如果能掌握充足的證據，必要時可以考慮用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因為相關法律規定了殘疾人應該享有的各種平等權利。
提問二 高知殘疾人“懷才不遇”是否浪費人力資源
北方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勞動保障研究專家石美遐告訴記者，在我國勞動力總量持續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就業歧視現象的普遍存在令人擔憂，而高學歷殘疾人也有可能遭遇到一定程度的隱形歧視。但從充分就業的角度來看，高學歷殘疾人如果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來參與社會建設，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人力資源浪費。
石美遐說，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就業立法不完善。我國目前就業立法中關于反就業歧視的法律規定散見于《勞動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等，但這些法律規定的最大問題是條款過于“原則”，不足以糾正現實中的就業歧視現象。
石美遐指出，在現代社會，就業的意義早已不僅限于使公民及其家庭獲得收入，它還是公民追求生活享受和實現個人發展的重要手段。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