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今年2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仍然屬于經濟欠發達國家，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等發
達國家，綜合經濟水平相當于2002年美國的水平，進入世界前40名；然后再用50年，進入世界前10名。“報告”提醒人們要充分認識，中國從經濟欠發達國家邁向發達國家仍任重道遠。
保持清醒頭腦
中國要成為發達國家并自立于世界強國之林，必須提高綜合經濟水平、實現全面現代化和增強綜合國力，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有著沉痛的教訓。據荷蘭經濟史專家麥迪遜在《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一書中統計，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的28．7％，大大高于英國ＧＤＰ所占5．2％和日本ＧＤＰ所占3．1％的份額；據美國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供的數字，1830年中國制造業產量占世界制造業生產量的29．8％，略低于整個歐洲所占34．2％，但大大高于英國和日本分別所占9．5％和2．8％的份額。因此，清朝統治者仍自恃“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和抱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舊觀念，自閉于世界之外，中國科學技術和軍事實力越來越落后。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百年內，中國多次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掠奪和破壞，終于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興衰史告誡我們，中國要振興，必須增強綜合國力。
綜合國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主要包括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軟實力”主要包括民族凝聚力、文化普及程度、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是綜合國力的基礎。但是，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僅比較經濟規模，而且要看綜合經濟和現代化水平。
在進行大量數據分析和科學比較后，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指出，2002年中國綜合經濟現代化指數在世界108個國家中排在第69位。如果把人均ＧＤＰ和經濟結構的綜合年代差理解為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與其他國家的年代差距，那么，2002年，中國經濟現代化水平相當于1858年的英國、1892年的美國、1957年的日本和1976年的韓國經濟現代化水平。課題組負責人何傳啟說：“我們的結論，是在對世界300年的歷史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客觀評價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水平，在外界異乎尋常的贊譽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
專家們研究發現，從1980年到2000年，在世界106個國家中，大約88％的發達國家仍是發達國家，約95％的欠發達國家仍是欠發達國家。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研究認為，在21世紀頭20年內，約90％的發達國家仍將是發達國家，約90％的欠發達國家仍將是欠發達國家。到2050年前后中國要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不是輕易能夠實現的，中國經濟現代化至少將面臨經濟質量、經濟結構和國際經濟競爭力三大瓶頸，其中“重中之重”的是提升經濟效益和核心競爭力。
改革開放26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達9．4％，創世界之最。但是，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已經到了不解決就難以實現經濟和資源、發展與環境、人與自然協調與和諧發展。
要走出一條新型
工業化、現代化道路
中國已經沒有條件走發達國家工業化的老路，必須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
發達國家從農業經濟時代邁向工業經濟時代，都曾大量消耗資源和造成嚴重污染，經歷了“資源——產品——污染”或“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于1987年向聯合國提交了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研究報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新設想。從上世紀80年代起發達國家經濟從工業經濟時代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發生質的變化。據世界銀行統計，2003年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美國分別為2％、23％和75％，日本分別為1％、31％和68％，德國分別為1％、30％和69％。由于農業所占比重已經很少，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逐漸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國內主要從事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服務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發達國家單位產值能耗僅相當于20世紀70年代的50％左右，經濟和社會發展越來越依靠知識和技術。
2003年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增加值分別占中國ＧＤＰ的15％、53％和32％，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出現了幾乎全國性的產業結構重型化趨勢，有相當多的省份都提出要實現重工業化。特別是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單位產值的資源消耗大大高于發達國家。2003年，中國ＧＤＰ占世界ＧＤＰ的3．9％，但石油、煤炭、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都分別占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據世界銀行2002年報告分析，中國每創造1美元ＧＤＰ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7個發達國家的5．9倍，是美國的4．3倍、法國的7．7倍和日本的11．5倍。中國的能源利用率僅為美國的26．9％和日本的11．5％。
據國土資源部估計，在45種戰略性資源中，中國國內資源能夠滿足需求的，到2010年將只有24種，到2020年將僅有6種，特別是石油、鐵礦石等重要資源的供求矛盾將越來越尖銳。國際能源機構預測，從2004年到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增長近60％，其中中國和印度兩國能源需求增加將占2／3。199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1400萬噸，2004年達到2．08億噸，進口依存度達到60％。
重化工業建設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變化，導致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據國家林業局2004年6月統計，全國荒漠化面積已達267．4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面積的27．9％；全國沙化土地174．3萬平方公里，已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8．2％，并仍以平均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2004年中國已從農產品凈出口國變成凈進口國，農產品貿易首次出現55億美元逆差。世界銀行估計，2005年、2010年和2020年中國凈進口糧食將分別達到1400萬噸、1900萬噸和3200萬噸。據環保總局2005年1月監測，長江、黃河等七大江河水系劣Ｖ類水質已占28．4％。由于全國70％以上的江河湖泊遭受不同程度污染，全國已有3．2億人飲用水不安全。值得關注的是，水污染已出現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水向地下水滲透和從陸地向海域擴展的趨勢。
大量事實提醒我們，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走向盡頭。不轉變增長方式，資源將難以支撐；不轉變增長方式，環境將難以承受；不轉變增長方式，競爭力將難以提升；不轉變增長方式，經濟持續增長和平穩運行的安全性將受到影響，因資源問題而引發國際沖突的可能性也將增加。因此，中國必須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提出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現代化模式，即“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運河戰略”。所謂“運河戰略”，就是中國不走發達國家先工業化后知識化的道路，可以在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兩個階段之間開辟一條“經濟運河”，使新型工業化和知識化協調發展，從而大大加快綜合現代化進程。
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中國與發達國家的主要差距集中表現在科技自主創新能力、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核心競爭力滯后。要加快從欠發達國家步入發達國家，中國必須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中國在生物、航天和信息等一些科技領域已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但是，從總體上比較，還有較大的差距。科技專家參照國際科技創新能力綜合評價方法，選用12項核心指標進行計算，結果表明：2001年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占世界ＧＤＰ的92％）中，居于第28位。中國要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縮小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必須處理好以下三大關系。
（一）政府和企業都要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但要以企業為主。
如今，世界研發投資的80％，技術創新的71％，均由500強企業所創造和擁有，62％的技術轉讓在500強企業內進行。2000年美國研發投資2653億美元，其中企業占66％，政府占29％；企業研發的重點是應用技術，美國85％的發展研究，60％的應用研究中66％的基礎研究在企業進行；同年日本研發投資98252美元，其中企業占72％，政府僅占19％，形成了“企業為主，政府為輔”的科技發展格局。
中國原擬到2000年使研發投資占ＧＤＰ1．5％的目標沒有實現。據美國《財富》雜志統計，2001年中國政府的研發投資為12552美元，占中國ＧＤＰ的1．1％；美國的研發投資達到2819億美元，占美國ＧＤＰ的2．8％。2004年中國研發投資僅占ＧＤＰ的1．36％，而許多發達國家已超過3％。中國研發投資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企業沒有大幅度增加研發投資。
國資委提出要加快培養和發展80家到100家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這些大公司大企業集團能否成為國家微觀經濟的重要基礎、科技自主創新的主體和參與兩個市場競爭的主力軍，從而成為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強大力量，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
（二）引進技術和自主創新要相輔相成，但要立足于自主創新。
任何一個國家所需技術都不能完全從原始創新開始，能夠引進的技術必須積極引進。日本和韓國提供的主要經驗是把引進技術與消化、吸收和創新緊密結合、相輔相成，特別是重點放在自主創新。日本和韓國對引進技術與消化、吸收和創新的投資之比為1：10，形成了“引進一代、提高一代”的良性發展。
中國企業用于引進技術與消化、吸收與創新的投資之比是1：0．078，計算機領域是100：1。據統計，2003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引進技術開支為405．4億元，消化和吸收開支27．1億元，購買國內技術54．3億元，引進技術與消化吸收開支之比為1：0．067。如果不能從認識和實踐上解決引進技術與消化吸收和創新投資的比例，那么，就將陷入“引進一代、落后一代”惡性發展的怪圈。
我們必須更加堅定地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
（三）依賴貼牌并非長久之計，必須堅定不移地實施“品牌戰略”。
中國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產品，2002年占全國出口1／3強的廣東省的自主品牌出口額僅占全省出口額的3％，上海市、浙江省自主品牌出口額所占比例也不到10％。
美國國會曾通過一個《購買美國產品法》，要求聯邦政府采購要購買本國產品，即在美國生產的，增值達到50％以上的產品，進口零部件組裝的產品不算本國產品。根據這個界定，中國重大裝備制造生產品市場和出口產品的大部分不是中國自主品牌產品。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2005年8月31日在第四屆中國科學家論壇上的報告中指出，光纖制造設備100％、集成電路85％、紡織制造設備70％、石化設備80％和高端醫療設備差不多90％到100％都依靠進口。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經過一年調查，于2004年5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包括微軟和伊士曼柯達在內的多家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市場的相關領域占據了壟斷地位。長此下去，即使中國外貿總額從世界第3位躍居到第1位，中國也不可能成為貿易強國。
據聯合國工業計劃署統計，世界名牌商品共約8．5萬種，其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占據90％以上的名牌擁有權，處于壟斷地位。
商務部會同發改委、財政部和科技部等七部委局于2005年6月聯合發布《關于扶持出口名牌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打造出口名牌的戰略目標。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經驗表明，實施出口名牌戰略，加強自主品牌建設，培育一些出口名牌，是增強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手段，是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實現外貿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
中國最大的特點是人口眾多，據預測，2034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4．86億。就業壓力巨大。2020年，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將超過9億，比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還多3億。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超過2億。提高勞動者素質、確立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實施人才強國戰略，這是中國從欠發達國家邁向發達國家的根本動力。
2003年一次公民科學素質調查表明，中國達到公民科學素質標準的人口比例不到2％，而美國在兩年前已達17％。據近期一項同日本、美國、歐盟15國的比較調查，中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的了解程度均為倒數第一，主要原因是普及教育不夠。到2003年，中國15歲及以上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為4．6％，而世界平均水平為12．6％，發展中國家平均為6．5％發達國家平均為28．1％，轉型國家為13．9％，我國比發達國家滯后約50年。
中國經濟現代化曾經錯失三次歷史性機遇，第一次是1793年錯失第一次工業革命擴散的機遇；第二次是1842年至1860年錯失第二次工業革命起步的機遇；特別是不該錯失第三次機遇，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技術轉移時期。這次機遇的錯失，使中國與日本的經濟差距明顯拉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由于基數小、人口多，中國ＧＤＰ所占比重沒有大幅度上升。2004年，世界ＧＤＰ達到406705．38億元，其中美國ＧＤＰ占28．5％，日本ＧＤＰ占11．48％，中國ＧＤＰ占4．06％，居世界第7位，但中國人均ＧＤＰ在全球184個國家和地區中居100位左右。
我們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緊緊抓住和用好主要戰略機遇期，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我們要充分認識，從欠發達國家邁向發達國家，實現綜合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需幾代乃至十幾代中華兒女前赴后繼地艱苦奮斗。（瞭望新聞周刊/李長久）
外 媒 報 道
紐約時報刊文指出向中國學習 美國不必擔憂中國
7月31日，美國《紐約時報》經濟版發表題為《向中國學習，而不必擔憂中國》的署名文章。
作者本·斯坦恩說，理智地處理美中經濟關系十分重要，媒體也要客觀。近來一家中國公司試圖收購一家美國大的石油企業。美國媒體便渲染中國變得如何強大，而美國如何可憐，甚至還說中國主導了世界經濟。斯坦恩說，目前這類有關“中國威脅”的報道，使人想起前蘇聯1957年人造衛星上天后美國媒體和中央情報局的不理智。當時有人據此推測蘇聯即將成為世界技術和經濟的霸主，而事實證明，那些看法是建立在錯誤的假設和歇斯底里之上的。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從來沒認為中國是威脅
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
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1974—1981年擔任法國總統。他是歐洲一體化的推動者，1979年和當時的德國總理施密特共同倡議建立了歐洲貨幣聯盟，為歐元奠定了基礎。2002年2月，他出任歐洲制憲籌委會主席，籌委會制定的“歐洲憲法草案”在2003年6月在歐盟羅馬峰會獲得批準，德斯坦也就有了“歐洲憲法之父”的美稱。德斯坦還是中法合作的推動者，他連續6年率領法國企業家代表團來京參加中法經濟研討會。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