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訪談中，曾說過這樣一番話:“教育太軟了，教育沒有什么強迫的手段，只能苦口婆心對大家說，請大家報道報道，大家不報道我也沒辦法。”無獨有偶，前些天《中國青年報》采訪了江蘇省南通市教育局局長王炎斌，他同樣談到缺錢是農(nóng)村教育的癥結，教育公平、教師待遇、辦學條件等問
題長期存在，卻不是教育部門能解決的。
從這些深切投入教育事業(yè)、并做了許多實事的主管官員們的描述中我們知道，即使身為國家教育部長，對于許多教育問題居然也是無能為力。
從客觀上來說，所謂“弱勢”一說，當是指在所有的政府部門中，教育部門是最無力的部門，無法與強勢部門爭奪財政預算。其結果就是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多年來嚴重不足，一直沒有達到占GDP6%的國際標準，導致老百姓不得不付出沉重代價為教育埋單。有媒體統(tǒng)計，中國父母在子女教育費用方面的支出已經(jīng)超過養(yǎng)老和住房，在居民消費中排名第一。相信這是許多普遍性的社會不滿的直接來源，也是教育部門自認“弱勢”的主要原因。
不過，即使教育部門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遇到多方掣肘，但教育部門是不是就真的很弱勢、是不是就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呢？這里我想指出兩個事實:一是雖然我們可以把問題歸結為體制的原因，但人就是這個體制的組成部分，現(xiàn)實中的每個人都為教育問題的出現(xiàn)和惡化出了力；二是既然教育部門這么弱勢，如果讓它的成員都辭職的話他們會不會答應？我相信很多人還是愿意加入這個“弱勢群體”的。
即便國家投入不足，教育部門財力不夠，但從主觀上來說，作為“弱勢”群體的教育部門本身的體制改革也是沒有到位的，更沒有發(fā)揮出教育主管機構應有的作用。教育領域目前成了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動作最遲緩的領域。即使有所改革的動作，也往往走向變形。多年來，所謂的教育改革，只有技術層面的改革、沒有實質的辦學方式的改革；只有針對老師學生的改革、沒有針對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只有收錢越來越多的改革，沒有減輕學生負擔的改革。結果是越改革，社會和學校越是叫苦不迭，對實際問題的解決沒有任何幫助。如果說，教育投入不足是許多教育問題的客觀原因的話，那么教育體制上的混亂和不公就是另外一些教育問題的直接原因。前者是屬于國家的責任，后者就是教育部門無法推卸的責任。
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一個傾向是:一談到什么問題，就習慣于把責任推到體制上去。我們原本知道，下崗工人、農(nóng)民工這些處在社會底層的群體叫做弱勢群體，但現(xiàn)在就連警察、政府機關也宣稱自己是弱勢。一個體制下每個群體都宣稱自己是“弱勢”群體，實際上意味著每個群體都在試圖逃避自己要擔負的社會責任。這樣推演下去是很荒唐的——每個人都強調自己是“魚肉”，那么到底誰是“刀俎”呢？真實的情況是:在這個權力結構中，每個人、每個所謂“弱勢”的部門對于更弱勢的群體和部門都是“刀俎”，我們每個人都既是許多問題的受害者，同時也是許多問題的制造者。
拿教育部門來說，對其他政府部門是弱勢，但對學生、家長、學校來說，在更多的情況下卻是不折不扣的強勢。教育產(chǎn)業(yè)化、教育亂收費，不當規(guī)章的制定，都對這個社會上的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孩子的命運產(chǎn)生著實實在在的巨大影響。如果教育部門是弱勢群體的話，那么教師就是弱勢的平方、學生就是弱勢的立方了。所以，所謂“教育部門弱勢、無奈”的說法，并不是教育問題的癥結所在。在許多結構性問題沒有解決、教育部門本身的工作并沒有真正到位的情況下，即使教育部門“強勢”了，教育問題依然不容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