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城鄉戶口差別的舉措無疑是戶籍改革的一個里程碑，但是，長久以來形成的城鄉隔膜問題卻并不一定能夠得到解決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記者王嫻報道
“現在再談這些東西，還有什么用。”10月29日，唐林意興闌珊地把一張當天的日報扔到墻角，上面印著一條新聞：“10月27日，公安部發布消息，目前全國已有山東
、遼寧、福建等11個省的公安機關開展了城鄉統一戶口登記工作，擬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界限，探索建立城鄉統一戶口登記管理制度。”
“來不及了，”30歲的唐林認真地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受害者。”
農業戶口之痛
1992年，對于唐林來說，是一個狂喜的日子，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學，鄉親們奔走相告，主動給他家送來了各種禮物，甚至上門提親的人也絡繹不絕，開學報到時，村里幾乎所有人都為他送行，50多歲的老村長拉著他的手大聲感慨：“你娃能啊，你是我們這里第一個吃上商品糧的。”
對于當時的唐林和他的鄉親們來說，城里人和農村人最顯著的差別在于糧食。他們清楚知道，農民是種糧食的，收入低，城里人不但收入高，大都在工廠工作，還能享受商品糧的分配和各種日用品補貼。
當然，還有很多差別，比如工廠招工只要城里人、城里人每家花很少的錢就可以租住政府的房子、城里的學校只招城里孩子，農村孩子需要另外交一筆費用、農村人永遠被城里人看不起……
而很長一段時間里，廣大農村人獲得通向城市生活“最保險的許可證”只有一個，就是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這成為億萬個農民家庭鼓勵支持兒女上學的最佳動力。其他諸如當兵、招工等方式，因為有作弊機會，在很多地方成為農村少數干部家庭的專利。
事實上，當時已經出現了購買城市戶口的風潮，雖然對于大部分經濟困難的農村家庭來說，這仍然不切實際，但是不少農民家庭都咬牙拿出幾百或幾千元不等，為自己或者子女購買戶口。“90年代初，我們縣不少農民為女兒買了城鎮戶口，因為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農村戶口的姑娘是嫁不出去的，我記得1992年的時候，我們那里的城鎮戶口最高達到了4000元一個。”來自中部某省的任赫回憶說。
具有 諷刺意味的是，在唐林上大學不久，當地正式廢除商品糧分配制度，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唐林曾經有一剎那恍惚，不知道自己是喜是悲。
上大學期間，唐林拒絕了家鄉一個一直關系很好的女同學的“暗示”，因為父親堅決地告訴他“聽說孩子戶口都是隨媽的，你要娶了她還是只能生個農村娃。”
城鄉隔膜
唐林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幾個月后，他追求的一個城里姑娘很坦誠地告訴他不會和他談戀愛，只因為他是一個農村人。
“我不是農村人，我現在戶口已經在城里了。”唐林掙扎著說，而姑娘憐憫地看了他一眼：“我媽媽說，只要生在農村，就一輩子都是個農村人。”
“其實我認為像我們這樣擺脫了農業戶口的人也是受害者，雖然不像農民需要繼續承擔繁重的稅負和大量勞動，但是村里人把我當城里人看，城里人把我當農村人看，里外不是人。”
當唐林終于省悟到農業戶口的背景對他造成的傷害遠遠不是靠變成非農業戶口就可以解決之后，“戶口”兩個字成為他終身忌諱的一個話題。
在中國建國后為了緩和經濟壓力、迅速工業化城市化而設計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中，“戶口”無疑是最關鍵的一環，因為這一環的出現，農村人口無法向城市流動，城市面臨的壓力大為緩解，同時利用農工產品價格的差異，迅速地發展起來。
但是，這一制度也給中國本就貧窮的數億農村人口帶來了很多問題，由于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和生活配套設施，同時又要負擔稅費和忍受人為壓低的農產品價格，農民根本難以積累財富，同時，由于收入和生活條件原因，農村人和城里人心理距離越來越大，經濟上的二元結構，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的二元結構。
戶籍改革20年
如是，自從中國收入差別不斷拉大、城鄉矛盾顯現以來，戶籍改革的呼聲就一直沒有斷過。
中國城鄉戶口堅冰始于1953年，當時為了減少城市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保障城市經濟發展，國家開始制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使戶口登記有了全國統一完整的法律依據，這部法律在當時的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時也形成了一堵無形的墻，使城鄉之間涇渭分明，公民的遷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改革開放初期的1984年，堅冰出現首道裂縫：是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農民進入城鎮落戶問題的通知》，文件規定，有經營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鄉鎮企業單位長期務工的，公安機關應準予落常住戶口。統計為非農業人口，吃議價糧，辦理《自理口糧戶口簿》和《加價糧油供應證》。這無疑是一個里程碑，給了部分人以“遷徙自由”，農民由此獲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權利。
隨后，則是商品糧分配制度改革、買賣非農業戶口盛行、大量農民工涌向城市，但是，在一系列政策松動之后，持非農業戶口的農村人仍然發現，他們不得不忍受諸多不公的待遇。
“我們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學”，從江西來北京打工的王勇介紹，據他所知，大部分北京的中小學和幼兒園根本不收農村孩子，少量接收的學校需要大量的“贊助費”，因此不少常年在北京的農民工只能選擇“民工小學”，但是這些小學設施簡陋、無法保證教學質量，甚至經常因為手續不全而被查封。
而事業略有小成的任赫將自己父母接到北京居住后，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父母生病。“北京大醫院看個感冒都能開出三四百塊錢的藥，而父母都是農村人，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金，沒有單位報銷，萬一得一個什么大病，以我現在的收入都不敢保證說就可以支付全部費用，這是一個無底洞啊。”
最讓這些農村人憤怒的是，他們感覺自己做了很多貢獻，卻得不到這個城市的認可和包容，即使自己勉強被容納，父母妻兒也難逃別樣對待。這種情緒引發的不穩定因素，推動國家加快了戶籍改革的步驟。
如今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地區，已經開始不同程度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比如上海，就規定郊區新生嬰兒可以上城市戶口，浙江等地則早就規定了購房即可轉戶口的政策，并且取消了指標限制。從11個省市改革的指向看來，國家本輪意志堅決，50年來橫亙在中國城鄉社會中的那塊堅冰，正在緩緩融化。
只是，社會已有的隔膜和矛盾如何消除，這并不是幾個政策就可以輕易改變的。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