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中國領導干部系列中的一個如此特殊群體：“除了外交、軍事、國防這些內容沒有，他們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區別。”說此話的是中國國家學院教授杜剛建。
“表面看我們這些人滿面紅光，其實許多人都是高血壓，仔細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睡眠不足。
”此言出自“我們”
中的一員，山東曲阜的張術平之口。
“我們整天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像驚弓之鳥，生怕安全生產、突發事件、群體上訪等重大事件事故發生，被追究責任。”“我們”中的另外一員，福建樂清市委書記黃正強如是說。
表面上，“我們”大權在握，對治內的事情一錘定音。內心深處，“我們”有著太多壓力和責任、太多的苦惱、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我們”，便是處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期的縣委書記（包括縣級市市委書記）們。
在“壓力鍋”中
甘肅省通渭縣縣委書記鄭紅偉，在這個生態條件惡劣，十年九旱，經濟水平落后的地方從縣長起一干就是9年，他深刻感受到，在貧困縣當家，最大的壓力一是吃飯，二是建設。全縣吃財政飯人口1.1萬人，其中一半是教師。要做到應收盡收，稅費全部收清，然后還要到省地兩級財政要錢。
2000年12月28日，通渭縣還缺三個月工資，但是一點來源都沒有。當晚鄭紅偉和縣財政局長趕到蘭州，一天沒有吃飯，一夜沒有合眼，眼巴巴地等著第二天一上班就到財政廳要錢。一個處長說，你們怎么不早一點來，已經把剩下的錢給基層分完了。鄭紅偉對《瞭望新聞周刊》說，聽了這話他當時臉都黃了，一下子癱在沙發上。處長看他臉色太難看，就問他錢差多少，他說差600萬。處長在各地市還沒有撥下去的錢里給他們湊了600萬，他心頭這才輕松下來。
這幾年，中央和甘肅省對貧困縣的財政扶持力度不斷加大，鄭紅偉已經可以不再為吃飯的錢發愁。但是，在貧困縣如何發展的這口“壓力鍋”中，資金的壓力從來沒有讓他有喘息之機。
在沿海發達地區的溫州，樂清市委書記黃正強面對的則是另外一口“壓力鍋”。“我們面臨的是在新形勢下如何發展的問題，發展是最大的政治，經濟上不去，發展搞不好，一切新問題都會浮出水面。”他說，我們整天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像驚弓之鳥，生怕安全生產、突發事件、群體上訪等重大事件事故發生，被追究責任。
“累、窮、軟、險”四個字，是山東曲阜市委書記張術平對處在“壓力鍋”中的縣委書記群體目前的感受。累，表面看我們這些人滿面紅光，其實許多人都是高血壓，仔細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睡眠不足；窮，縣財政普遍困難，縣級財政是失血財政，去年曲阜總收入6億多元，地方財政只收入4億多元，今年可新增稅收1億多元，但地方只能得3000萬元，7000萬元被省和中央收走了。與此同時，縣里的增支卻在不斷加大；軟，管理手段軟，許多部門都實行“條條”管理，縣里沒多少實權；險，各種“一票否決”責任制讓我們一天從早到晚睡覺都恨不得睜著一只眼，整天提心吊膽，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被追究責任。
我們在“走鋼絲”
浙江省蒼南縣委書記余梅生總有一種“走鋼絲”的感覺。去年，這個縣礬山鎮受周邊縣地下金融風波的影響，出現大規模的“標會（通過投標付息方式非法聚集民間資金）”，涉及民間地下融資資金2億多元，4000多人。由于大多數人收不回資金，全鎮一度出現綁票等混亂現象，險些引發大規模群體性流血事件。
在各種矛盾一觸即發之際，蒼南縣委、縣政府立即介入處理。余梅生對《瞭望新聞周刊》說，這種地下融資行為，目前法律上尚難界定其性質是金融犯罪或擾亂金融秩序。由于使用法律不清，不好簡單處理。而且涉及面廣，資金額度大，清會（清退資金）的難度也很大。常規手段是扣人、抓人，一判了之。但是，簡單扣、抓、判都不利于問題的有效解決，政府處于抓與不抓的兩難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蒼南縣委決定實施“軟抓人”，即把會主“請”到賓館里，好吃好住，實行“軟清會”（錢不退清不放人）。余梅生說，這相當于紀委的“雙規”。他稱，采取這一特別措施，還不能請示上級。請示了非但不會獲準，反而有推卸責任之嫌。他稱此舉是“走鋼絲”
，搞砸了誰也不會為你擔責任，搞好了也是應該的，是你縣里的事情嘛。
山東齊河縣委書記李風臣在縣這個層次上工作了13年，從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縣長，一直干到縣委書記。他說，國家不同部門的政策有時互相矛盾，而且都持有尚方寶劍，令縣委書記們無所適從。
齊河地處黃河北岸，是典型的黃泛區，土地沙化嚴重，植樹可以涵養水源、保護環境，而當地農民又有植樹的傳統。根據這一實際，2003年齊河縣決定大搞植樹造林，春天植樹26萬畝，到了秋天又植樹40萬畝。當時，這非常符合中央文件號召大力植樹造林的要求。省里有關部門看后也很高興，決定第二年的全省現場會在齊河開。可是，到了冬天“氣候”變了，上級有關部門從保護耕地的角度提出植樹造林“五不準”。縣里不斷有人上訪、寫信，引來了一些新聞記者前來“曝光”。省里相關部門無可奈何地說，齊河植樹造林確實好，但造得太多，現場會就不好在這里開了。到2004年下半年，中央又下文件號召植樹造林，省里也大力建設生態省，齊河的路子又被視為經驗。在政策翻來覆去不斷撞車的過程中，李風臣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不少縣委書記反映，目前“條條”的權利在加大，“塊塊”的權力在流失的同時，責任卻越來越大。現實情況是，無論是維護社會穩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還是化解一些社會矛盾，縣級政府可動用的手段越來越少。而一些從未遇到過的新情況、新難題、新矛盾不斷冒了出來，并且大都沒有現成的政策法規可資援用。在這種情況下，縣級領導履行職責，就只好“走鋼絲”了。
在壓力和誘惑之間
2005年2月2日，正值春節之前，甘肅省涇川縣原縣長鄭世厚打車出門，趕到崆峒山下的水庫邊跳水自殺。這個消息像炸彈一樣迅速傳播開來，各種猜測也隨即而來。
事發后不久，平涼市委、市政府便查清了事實：鄭世厚生前政治上沒有問題，市縣紀檢、監察部門和檢察機關沒有接到反映鄭世厚經濟及其他方面的信件和舉報，鄭的死亡與涉嫌職務犯罪無關；鄭世厚工作表現一貫很好，連續四年考核被評為優秀。涇川縣四大班子團結協作，工作配合得比較好；根據公安部門的偵查結論，鄭世厚因家庭瑣事導致情緒失控，自己溺水窒息死亡。
顯然，鄭世厚是當地得民心的一個干部。2月5日，前去吊唁鄭世厚的干部群眾多達千人，大家哭聲一片。也因此，鄭世厚的自殺充滿了悲劇色彩。在來自工作、家庭的種種壓力和考驗面前，鄭世厚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但長期的壓力卻使他在春節前選擇了自殺的解脫方式。
中共中央黨校侯少文教授長期關注縣級領導干部的精神狀態，他認為，縣級領導干部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中的一個重要群體，他們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他們承受著比較大的工作壓力和權、錢、色的誘惑。正是他們忠于職守，努力工作，才使縣級政權不僅運轉正常，并不斷推進各地社會經濟向前快速發展。
但也有一些縣級干部經受不住錢、權、色的考驗，走向腐敗和墮落。縣委書記、縣長這一群體因權力尋租出現問題的確實比較多。在一些省市，縣委書記已經成為腐敗的“重災區”。有的縣委書記一人出問題，牽出窩案、串案幾十人甚至上百人，影響十分惡劣。如安徽省就有17個縣（區）委書記因賣官受賄被查處。蒙城縣的三任縣委書記王保民、孫孔文、孫克杰竟然前腐后繼，接連落馬。
另外一種現象也需要引起關注，這就是近年來一直沒有間斷的縣級干部辭官下海。《瞭望新聞周刊》在浙江溫州了解到，這里每年都有兩三名縣處級干部下海，這個市在2003年發生了4縣5人（2個市長，2個副市長、1個秘書長）集體下海的小高潮。一些理論工作者認為，縣級干部辭職下海現象今后可能還會更加高漲。
“郡縣治，天下治”的當代命題
有這樣幾件事引起干部群眾和理論工作者的思考：在河南省淮陽縣，年僅46歲的縣委書記陳新莊積勞成疾，突發心臟病猝死于辦公室。他數十年如一日勤奮工作，嚴于律己，3000多名干部群眾從四面八方自發趕來為他送葬，整個會場哭聲動天；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區朗縣縣委書記鄧慶雄返鄉后身患重病，因醫療費無法保障，于2003年7月在醫院跳樓自殺，這件事在西藏及援藏干部中產生強烈反響。
“郡縣治，則天下治。”這一自中國建立郡縣制度以來治國理政的金科玉律，深刻揭示了“
縣令”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如今，一個把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冷暖掛在心頭的當代“縣令”，他的冷暖如何？他們工作、生活、精神上面臨的苦惱和困惑，誰在關心，該如何關心？這幾乎是兩年前，《瞭望新聞周刊》編輯部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縣委書記座談會時的中心議題。
我們要下大力氣研究縣委書記群體的突出特點，研究新形勢下他們的心態，制定出幫助他們健康成長的措施和辦法。”中央黨校侯少文教授說。侯少文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中央領導的關注，中央黨校已經舉辦了10期縣委書記培訓班，收到了顯著效果。一些縣級領導干部對中央的這一舉措給予高度評價。他們認為，要將對縣委書記的培養教育經常化，還要將培訓的目標面向所有的縣級領導干部。縣委書記是“班長”，對縣級領導干部這一特殊群體要加強全面研究，如這一群體在我國政治行政體制中的特點和作用，這一群體的來源、構成和出路，這一群體的思想狀況和心理健康等等。另一方面，縣級主要領導成為腐敗的“重災區”也促使人們思考：為什么制定的那么多的監督措施，卻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記者董學清、張和平、張澤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