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12月20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根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結果，中國2004年GDP現價總量為159878億元，比年快報核算數增多2.3萬億元，增加16.8%，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為65018億元，比年快報核算數增加21297億元，占GDP的比重由31.9%上升
到40.7%(鑒于服務業與消費的關系最為密切，因此消費之于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被低估了)。很顯然，這一數據變化所透露出的結構優化、效率提升跡象，比之單論經濟規模的“超英趕美”，自然更有意義得多。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運行中持續存在大起大落的陰影，對于“過熱”以及“硬著陸”的擔心在此20多年中交替出現，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不斷顯化的投資、出口與消費間的結構性失衡。
有關數據顯示，自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投資與消費對GDP增長貢獻度的大小發生逆轉。即使按照修正后的數據核算，2004年固定資本形成對GDP的貢獻率仍然達到48.1%，而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則為37.8%(在美國，后一數字往往達到80%左右)；此外，統計表明，從1980年到2001年，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穩定在14%至20%之間。而中國的這一指標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一路躥升，目前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80%，中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盡管就某種意義而言，我也同意復旦大學張軍教授的觀點，即一國消費占GDP的比重是由人均收入水平或者經濟發展階段決定的。因此不能簡單地把消費理解為決定GDP增長的因素，而應該理解為GDP增長的結果。
但問題則在于，中國經濟為什么沒有表現出增長與結構優化之同步趨向，恰恰相反，至少在可觀測的時段內，投資、出口、消費不斷沿著既定軌跡強化其失衡，這究竟屬于發展階段的“陣痛”，還是確實存在某種難以打破的制度框架？
譬如說，是否因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中國居民金融抑制型的強制儲蓄率居高不下，而較低的利率水平，以及行政主導下強烈的投資沖動，致使低水平重復建設大量出現，由此，一方面不斷推動原材料價格上漲，但另一方面，由于閑置生產力的普遍存在，則使企業被迫自我消化成本上漲，而利潤率的惡化，更不利于職工收入水平以及消費支出的增長？
但是一些良性的轉變也在出現。文首提到的統計數據的修繕還只是紙面上的表征，更令人欣慰的可能更在于這樣一些積極的動因。歸根結底，中國本輪經濟增長周期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政府主導的經濟繁榮局面有了明顯不同。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市場在決定商品和服務價格的過程中不斷增強主導地位；其次，私有產權概念逐步為經濟體系所引入；第三，加入世貿組織“逼迫”市場運行更為透明與穩固；第四，市場化的融資體系正在建設中，勞動力市場亦已取得長足進步。
所有的一切正如里昂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沃克爾所言，“未來18個月里，中國的GDP增幅會令許多人感到失望。但促成眼下繁榮局面的結構性變革將給中國經濟帶來美好的長期增長前景。”而這一“跨越式”結論的得出，顯然暗含著曼庫爾·奧爾森在其《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一書中所持的樂觀———具有自由的市場和不受政府與卡特爾干預的經濟，正如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那樣，縱使他會犯許多錯誤，然而他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努力和鼓勵，就能自己迅速長大成人。（葛豐）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