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帶著10多個博士生的大學教授，又是一個年銷售收入6000萬元的軟件企業董事長，還身兼若干社會職務。一人身跨產學研三界，他怎
么平衡這些角色？當董事長的收入還不如做教授多，他在追求什么？
王海洋，1965年2月出生于山東文登，1981年考入山東大學計算機科學系，1997年被評為教授，并擔任山東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副院長、博導。1992年創辦山東地緯計算機軟件有限公司，先后任總經理、董事長。2000年他獲得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2003年、2005年兩次當選“山東省軟件企業十大領軍人物”。
不愿談錢的企業家
記者：祝賀你今年再次當選“山東軟件企業十大領軍人物”，但聽說你沒去領獎，是不看重這個榮譽嗎？
王海洋：圈子里朋友很多，又對我挺好，抬舉我，才把我弄成山東軟件企業十大領軍人物。
記者：1992年你才27歲就被評上副教授，作為學者前途光明,卻中途去辦企業，為什么？
王海洋：1992年正是辦公司熱，光山東大學就有幾十個、上百個公司，別人都說我湊熱鬧。說是辦企業，其實就是注冊一個公司，帶著我們教研室10幾個人做軟件項目開發。結果企業越干越大，我越干越下不來臺了。
記者：背后有山大計算機學院做科研和人才支撐，這是地緯公司相比別的軟件公司的優勢吧？
王海洋：要說我們的優勢就是比較團結，就像一個家族式企業。一般這種體制很難活下去，像清華同方、北大青鳥最后和學校的關系就只剩下產權了，現在這種體制全國都少見了。
記者：既做學院的副院長、教授，又當校辦企業的董事長，公司員工又是你的同事，你怎么平衡這種復雜的利益關系？
王海洋：其實每一攤我都辭過職，辭職信交上后，校長大發雷霆。
我現在非常矛盾，昨天還沖員工發脾氣。我本身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人，不愿意計較利益。但做企業不計較又不行，現在光濟南公司一個月運行成本就170多萬，所以我很痛苦。
我之所以選擇做董事長，不做總經理，就是只想從戰略上去把握，不想和別人談利益，談錢。我也談買賣，但從來不談數字。這可能還是當老師的清高吧。在企業里我給自己的薪水很少，并不比當教授掙的多，因為覺得自己在公司的時間很少。
只想老老實實帶學生
記者：我還以為你喜歡管理，才下海辦企業呢？
王海洋：我對公司的管理和運作一直缺乏一個完整的概念，我們公司一直是校辦企業，有點研究所的性質。我非常清楚，企業要做大，就必須改制。但是，改制就要拋開人情，重新建立一種適應競爭的企業文化。可一邊是最初跟著我干的這十幾個人，就跟我的親人一樣，一邊是后來社會招聘的200多個人，都不能傷害，都要照顧好，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記者：那你覺得目前自己做教授和做董事長，哪個更稱職？
王海洋：做教授也很難，要有很厚實的基礎，特別是做信息技術，學術上的掌控難。我在我們院里帶博士很多，現在我還帶著10多個博士生、20多個碩士生呢。自認為對博士生很盡心，每個博士生的選題和研究過程，都是我親自指導，每周要與博士生見一次面，給碩士生上課，還給學生做講座。
本來我就對管理企業沒興趣，就想老老實實帶學生。當一個老師，做一個專家。所以平時公司去的很少，一周去不了半天、一天。
記者：那是什么力量在支撐著你，將一個注冊資金不到100萬元、10幾個人的小公司，發展到如今凈資產5000余萬元、200多個員工的大企業，最近還被評為“山東省十大優秀軟件企業”？
王海洋：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為人原則，我覺得自己已經很不專心了，一直想辭掉這個董事長，但現在這個狀況很難離開。這些年完全憑著一種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在做企業，就像一個做了父親和母親的人。我現在每天都在轉換不同的角色，讓自己知道該干什么。
記者：你最崇拜的人一定是學者式的人物？
王海洋：你可能想不到，我最崇拜像張瑞敏那樣的大企業家。因為我做企業，知道做企業的難處，所以就更加理解他，尊重他。像他這樣的大企業家，其實就是給社會作貢獻，為社會提供產品，自己非常不容易。他必須同時是一個心理學家、政治家、哲學家、管理學家和行業專家。
父母為之驕傲的兒子
記者：您選擇留校，做大學教授是您兒時的夢想吧？
王海洋：我的父親是縣里的一個普通干部，那時候我還是農村戶口，家里人覺得能轉成城市戶口，和城里人平起平坐，不在農村呆著就行了。
大學畢業最大的理想就是回家找個單位，侍候爹媽。結果系里推薦我讀研究生，就讀了；研究生畢業后，老師讓我留校，就留了；老系主任又讓我讀博士，就讀了。
記者：走到今天，覺得誰對你影響最大？
王海洋：應該是我父親，他教給了我寬容與理解。小時候，家里很窮，吃不上飯。父親的舅舅家有點糧食，奶奶就讓父親去借點回來。但他們沒給奶奶這個面子。后來，我父親當上縣城的一個小官，他舅舅家的表弟來找我父親幫忙安排工作。母親說不用管他，你看那時候那樣對奶奶。但父親說了句“那時候，那種環境——”，還是幫了他們。
記者：記憶中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王海洋：我有兩件事瞞了父親一輩子，直到他去世我都沒告訴他。
上高中后，我家搬到縣城，我一個人留在家鄉上學。父親為了感謝我的老師，給我老師送了魚。那時候，數學老師對我特別器重，整天給我吃小灶。但父親恰巧沒把魚給他。于是數學老師就刻意刁難我、折騰我，故意不給我改作業。但我一直把它壓在心里，堅持考上大學，直到父親去世都沒告訴他。后來我也寬容了這個老師，使我以后做事更加注意把方方面面照顧好。
還有一件事，來上大學時兜里只揣著60塊錢，每個月就靠17塊錢的助學金。但我父母整天驕傲地對別人夸“我這個孩子上大學沒花我們的錢。”其實，私下自己經常餓肚子。
1985年大學畢業后，我就開始做軟件項目掙錢，一個項目能掙一兩千塊錢，相當于那個時候一個工人一年的收入。并給家里寄錢，所以父親一直以為我在大學生活得很好，并以此為驕傲。
記者：這些事對你做人做事產生什么影響？
王海洋：我覺得我從小就比較委屈自己。這使得后來做企業有很多想法因此實施不了。有時一些想法本來很好，但只要傷害到別人我就不做了。所以企業永遠都做不大，自己也成不了企業家。
我朋友很多，大家都知道我對朋友很義氣，只要朋友需要的事情，即使委屈自己，也在所不辭。
在學院里，大家對我挺好，雖然我想法挺多，也不好傷了大家感情，也要把院里的事情做好。
記者：那你不覺得自己妥協太多嗎？
王海洋：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簡單的人。我常對員工說，做企業，完全講利就是一個畜牲；完全講義，就是一個傻瓜。不是妥協就能做好所有事情的，具備不同的實力，妥協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對每一個人都應感恩
記者：聽說前不久你在山東經濟學院設了一個“地緯杯獎學金”，并給學生做了一個講座，很受歡迎。
王海洋：獎學金主要用于獎勵優秀貧困生和優秀學生，這些孩子上學不容易，很少的錢可能對他們影響很大。將來成為社會的棟梁，如果那時候他們認為這些錢曾經對他們有所幫助的話，對我和我的同事來講就是再幸福不過的事情了。
給學生做講座時，我說“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錢，足夠的實力，天天幫助人，那多快樂。”而做公司卻整天就想著怎么掙別人的錢，那是完全相反的兩個感覺。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能天天幫助別人，那就達到我的人生目標了。
記者：取得現在的成功，最想感謝誰？
王海洋：我不覺得自己成功，但我認為要對每一個人都充滿感恩，才能活得舒服。不是感謝某一個人，而要感謝所有的人，我覺得人生目標就是快樂地生活在一種文化里、一個環境里。
□本報記者 申紅
責任編輯 張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