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生前精通外語、社交能力強、富于愛心，動物保護志愿者認為，33歲的王培是“因無法忍受人們對動物的殘害而自殺”。
史艷林在家里養了一群狗
吳天玉在自己組織簽名的條幅前
蘆荻愛撫爬上書桌的小貓
北京，一位知名動物保護志愿者墜樓身亡，其他動物保護志愿者認為，她是“因無法忍受人們對動物的殘害而自殺”。
復旦大學碩士生虐貓事件塵埃未定，北京又傳來動物保護志愿者“因無法忍受人們對動物的殘害而自殺”的消息，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悲劇的發生？在動物保護道路上，到底有多少人、什么樣的人、在什么樣的狀態下做著何種努力？被他們視為奮斗目標的中國第一部動物福利法立法工作已進展到什么程度？它將給人的生活帶來何種影響？日前，本報記者赴京采訪，試圖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33歲的王培墜樓身亡她是誰？
11月8日清晨6時許，王培從北京市朝陽區珠江綠洲小區11號樓24層墜落身亡。她的丈夫說，她“因無法忍受人們對動物的殘害而自殺”。死前不久，王培剛剛就任世界農場動物福利協會中方首席代表。
12月16日，記者來到綠洲小區時，人們大都掃來不解的目光：“都死這么長時間了，有什么好問的？為了小貓小狗的事跳樓，值嗎？”王培生前住的屋門緊閉，好不容易與王培的丈夫聯系上，他一聽是記者，就掛斷了電話。
朝陽公安分局處理此事的周警官說，現場沒有發現遺書，由于王培的娘家及婆家均沒有提出死亡調查請求并很快火化了遺體，因此警方沒有就死因立案偵查。
跟王培結識已經5年的北京市海淀區林業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動物救助分會會長吳天玉回憶說，王培在去世前3天在“農場動物福利與肉品安全國際論壇”上看到人們殘忍地宰殺動物的錄像，當時氣得臉煞白。會上大家提到目前國內為動物立法難度很大，她“看上去很憂郁”。
王培的好友菡月評價她，“待人和氣，有責任心，精通外語、社交能力強、富于愛心，能很方便地與國際溝通”。
在北京”王培們”有上萬人
王培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2003年從一家薪水頗豐的外企辭職，專職做動物保護志愿工作。
“王培不該干這么難的活啊，如果不做這個工作，她絕不會走上絕路。”據菡月回憶，“她在家里養過幾只貓，她愛人很反感。(他們)搬進新家后，她答應不再養貓，養貓的事弄得他們夫妻關系挺緊張。”
朋友們整理出一份王培的動物保護履歷：2003年辭職后在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從事動物救助工作；后又在北京市海淀區環境保護協會動物救助分會工作；2003年8月，與環保組織一起赴內蒙古赤峰進行動物保護調研，并擔任瀚海沙論壇“素食、動物、環保”版的版主；2003年10月，在北京愛心福利社工作，同時加入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莽萍主持的環境與動物倫理研究小組，與莽萍等一起赴山東聊城調查注水牛；2003年11月，積極參與推動淘汰養熊業，宣傳使用熊膽替代產品；2004年5月，向有關部門呼吁動物福利立法；2004年11月，協助召開“中國野生動物園觀察”總結報告會，呼吁停止濫建野生動物園，停止現有野生動物園內的“活體喂食”表演及部分虐待動物的“動物表演”；2005年3月~4月，與有關組織和媒體調查研究虐殺狗問題，并對通州區政府部門頒發肉犬屠宰證進行調研；2004年11月，調查河北肅寧尚村皮毛市場活剝狐貍、貂、貉等動物皮問題，并向政府有關部門和媒體反映問題。
“在大多數時間里，她在為改善動物的生存條件而奔走。像她這樣的人在北京有上萬人。”一動物保護網站論壇版主、網名“推土機”的畢群說，這些人大都在蘆荻的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吳天玉的海淀區林業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動物救助分會、張呂萍的北京人與動物環保科普中心等大大小小的組織或網站論壇里活動。他們一般分為三類：一是“家養派”。他們的家成了流浪動物的中轉站，有人領養就送養，沒人領養就自己養。二是“圈養派”。建立專門的圈養基地，收容的流浪貓狗，等人領養。三是“絕育派”。自己上街見了流浪貓狗就引回來，有病的治病，沒病的做絕育手術，之后有人領養的就送走，沒人領養的就自己在家里養或放到社區投食點。
志愿者之”家養派”--還有個叫張瑩的，為了養40多只流浪貓，連加拿大的國籍都不要了，她們都是舍不得這些小可憐呀。
楊麗萍，退休工人，有10多年的“救貓史”。現在，她僅有36平方米的家里活躍著36只貓。“我看到這些流浪貓，心里就可憐得不行，非要把它們帶回來不可。你看這只貓，一個月前撿回來時骨折，渾身是傷，我花了3000多元錢才給它治好，看它現在多歡騰。”
楊麗萍還養著社區里的十多只流浪貓。“我顧不過來，每月給鄰居老太太200元貓糧錢，讓她幫助喂。為家里這些貓，我每天早上8點起床后得收拾4個小時的家，清理貓糞貓尿、拖地板，這段時間電話都顧不上接。過了中午，我才看看電話里有啥事，大多是貓友們讓去接貓的或者是讓陪著給貓看病的，出去辦事最多兩三個小時就得趕緊回來，不然家里就被鬧得不成樣子了。”楊麗萍正說著，一股刺鼻的臭氣撲面而來。“這是貓屙了。”她立即拿著掃帚等去清理。“每到夜里，聞到這氣我就得立即起床清理，為這事，我與愛人打了無數次架。說心里話，我愛人和姑娘也真受委屈了。”
“這些都是送不出去的貓，我得一直養到它們老死。”她指著其中一只白貓說，“這只貓跟我10年了。家貓的壽命一般是15年，我要是死到它們前面了，我會死不瞑目；要是我死到它們后面，我會傷心多少次呀，死一只我得哭一回。”
史艷林，退休干部，家住海淀區塔院小區，從小愛狗。一進她家，一股濃重的氣味撲面而來，一群小狗也歡叫著向主人和記者撲來，其中3只各拖著一條殘腿，還有一只瞎了雙眼。
“客廳里有5只殘廢狗，書房里有兩只‘囫圇狗’，它們見面就咬，只能分開養。”史艷林一邊清掃狗屎一邊讓記者看兩只“囫圇狗”干的好事——一個露著海綿的真皮沙發墊。它們雖然身上“零件”都全，但當初也都是被她從死亡線上救回來的。去年8月兩只小狗被動物醫院認為治不好扔了出來，她拾回家花兩三千元錢治好了它們的病。
老人說，幾十年來，她沒有積蓄，“錢都花到貓狗身上了。但我可不孤獨呀，通州一個大妹子，因為愛人不愛貓，她寧可離婚，現在家里養著12只殘廢貓。還有個叫張瑩的，為了養40多只流浪貓，連加拿大的國籍都不要了，她們都是舍不得這些小可憐呀”。
據了解，像這樣年過50的愛貓愛狗族大都終身單身或與愛人關系緊張。“一門心思都撲到貓狗身上，咋有精力顧人呀！”一名動物論壇的版主如是說。
志愿者之”圈養派”--吳天玉的基地從1993年建設以來也已三易其址，光在這上面就花了200多萬元。
海淀區某小區一棟樓房內，年近八旬的蘆荻正在寫懷念毛主席的文章，一只小白狗不斷地在她的書桌旁哼哼，老人輕聲說：“小雨，你鬧什么，媽咪有事，你不知道嗎？”聽了這話，小白狗果然不叫了。蘆荻對記者說：“它是在一個雨天救下的。”
因精通古典文學，蘆荻老人在1975年被患了眼疾的毛主席請去朗讀古籍，從此成為名人。不過此后她在動物救助方面的名氣更大。
上個世紀80年代，蘆荻在美國了解到動物保護組織，回國后便奔走籌辦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如今這個協會已有1萬多名會員。
蘆荻向外面公布了自己的電話，承諾可以救助那些流浪貓狗。起初在家養，實在養不下，她便斥資數百萬元建起了救助基地。隨著小動物越來越多，基地先后三遷，從最初大興縣青云店遷到海淀區四季青鄉南平莊，再遷到海淀永豐鄉西玉河。兒女從美國寄回的錢她全花進去了，甚至還賣過家藏的善本書、賣過母親留下的清代家具。半個月前，她退掉了兒子在小區里買的車庫。
“下午兩點就有人來催要狗糧錢6520元，可我手頭只有新收到的會費5100元，咱盡快說完話，我得出門借錢去。”蘆荻告訴記者。
在昌平區興壽鎮香屯村，一個叫個珍寵園的院落里，養著吳天玉送來的40多只狗和70多只貓。12月19日中午，一批志愿者送來了食物、棉被和捐贈的100元錢。“太冷了，送兩條棉被給貓狗們蓋，別凍著了。”志愿者謝文說。
和蘆荻的基地命運相仿，吳天玉的基地從1993年建設以來也已三易其址，光在這上面就花了200多萬元，這些錢都是她和會員們從生活費里擠出的，其中外來捐贈不過3萬多元。吳天玉的一名會員告訴記者，吳天玉在1999年辦起了海淀區林業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動物救助分會，為了這個事業，她個人投入的資金不下80萬元。“為了這些小動物，吳會長一直獨身。”
志愿者之”絕育派”--逮著就閹讓流浪貓狗們從數量上逐漸減少是以董兵為代表的年輕人的普遍做法。
“不好意思，我正忙著呢。剛剛有人送來只貓，我得趁著天沒冷下來，趕緊去醫院給它做絕育手術。”當記者聯系網名“回頭是岸”的愛貓族董兵時，他急匆匆地說。
逮著就閹讓流浪貓狗們從數量上逐漸減少是以董兵為代表的年輕人的普遍做法。與老志愿者們不同，董兵這些年輕志愿者都是兼職，他們不會因為愛貓而放棄本職工作。
“貓的孕期是3個月，從理論上講，一對成年貓每7年就能繁殖后代23萬只。如果不給它們做絕育手術，誰也受不了。”董兵的這一思路并非一開始就得到廣泛認同。據說，最初蘆荻反對“宮刑”，后來她的基地出現了大批嗷嗷待哺的新生命使得糧荒愈演愈烈時，她才接受了這一“沒法征得小貓同意”的“武斷做法”。
“貓咪有約”和“幸運土貓”是積極呼吁這一做法的眾多愛貓網站中的兩個人氣最旺的網站。從2004年1月成立以來，“貓咪有約”所在的寵物中國網站從訪問量上“堪稱世界第二大”寵物網站，經這里牽線搭橋救助的貓不下1000只。
河南籍的網站負責人吳正凱說，一旦發現有流浪貓，他們會在網上發信息，讓人去救，在救下并做過絕育手術后，他們會在網上發圖片，招募領養人，給小貓找新家。
愛動物的”王培們”為什么不愛自己？
據吳天玉掌握的統計數字，北京市現有100萬只流浪動物，其中貓80萬只、狗20萬只，而動物保護志愿者只有萬把人。“我們這些人太愛動物了，甚至不會愛自己、愛家人。王培從事了多年的動物救助和宣傳工作，對我們這些人的付出和犧牲有很深了解。她曾對我說，他們年輕人絕對不能走我們的老路，一定得有所突破，但突破口在哪里呢？”
有一件事是蘆荻心中排遣不去的塊壘。去年4月，海淀區有個小姑娘給她打電話，說她奶奶養的一只貓上午不見了，有人看見她家隔壁的飯店正準備活剝貓皮。她奶奶聽說趕快去看，正是她家的那只貓，她要求店家放生并賠償，店家說：“你咋能證明是你家的貓？你有貓證嗎？你能讓貓承認嗎？”老太太叫來派出所民警，可民警說他們管不了，處罰店家沒法律依據。蘆荻跑到現場去協調，想讓店家認個錯，但沒有成功。“貓別說生命權受尊重了，連相當于家庭財產的地位都得不到，人們可以隨意處置而不受任何制約。這咋不讓人傷心？”
志愿者楊麗萍說，虐貓者必須受到懲罰，可是沒有相應的法律。去年秋天，她路過一集貿市場時，發現一個賣煙的攤主將一只白貓裝進塑料袋往地上摔，她制止無果，還被嘲諷為“愛管閑事”。她后來暗中盯了賣煙的攤主很長時間，終于抓住他賣假煙的證據，讓他受到了懲罰。
在宣武門附近的一家火鍋店，記者采訪了正興高采烈地吃狗肉的食客們。一名山東的客人說：“狗生來就是讓人玩、讓人吃的，不吃能養它？等它老死火化不成？”一名廣東客人說：“天上飛的、地下走的、河里游的，想吃就吃，誰有權攔著？除非受保護的野生動物。只要打個人工馴養的招牌就行了，誰能分得清？”一名北京顧客說：“貓狗這些動物就是東西，東西就是受人支配的，它有什么選擇權？能讓人高興，就是它們的本分，對它們講什么‘人道’？”
持這種觀點的不僅僅是普通老百姓，還有學者，其中清華大學教授趙南元是高調且知名的。他認為，“如何對待動物與道德無關”，為動物福利呼吁不僅沒必要，而且有害。首先，人類如何以己度動物？標準該按誰的？其次，不養豬，也就沒有理由對養豬的說三道四，即使打官司也是養豬人代表豬“出庭”。要想提高豬的待遇，除非你出錢，不能攤到消費者身上，這樣才合乎情理。我們吃什么是飲食文化傳承下來的。以虐待動物為樂是一種心理疾患，需要的是心理治療而不是道德譴責。
家住塔院小區的高級醫護人員郭洪不能接受趙教授的觀點：“貓狗等小動物不同于馬牛羊等動物，后者不依賴人而生存，但前者是人的伴侶動物，經過人類長期的馴化，基本上喪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人們需要時就要，不需要就扔，始亂終棄的做法怎能說明這樣的主人有道德感呢？”
王培還會有下一個嗎？
“我已從單純救助貓狗的泥潭中跳了出來，我覺得靠這種救法，永遠救不完，我們得呼吁全社會愛護動物，只有全民行動起來，才會有成效。”“推土機”畢群說，“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出現下一個王培。”
畢群是某科研部門一位搞衛星技術的高級工程師。在此之前，他與愛人一直在走“有扔就拾、有病就治、抱回就養”的老路。
但時間長了，畢群發現，這是一個“走不到頭的死路，能得到救助的貓非常有限，對有著幾十萬只流浪貓的北京城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愛人對貓毛過敏，于是在搬進新房后，他狠了狠心將手頭所有的貓送了出去，開始做愛護動物的宣傳工作。
在北京的高校、中小學，畢群和吳天玉等志愿者借助簽名活動不厭其煩地向同學們講解。在一些社區，他們極力游說社區為轄區流浪貓搭貓舍、設置投食點、籌資做絕育手術。可喜的是，西城區的教育部家屬區和大興區的宣頤家園社區已接受他們的觀點，開始為這些流浪貓重建家園了。
“只有建立動物福利的法律制度，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人們遺棄、虐待動物的行為。”曾是北京市第12屆人大代表的軍人李曉溪說。
“一提起動物福利，就有人說：‘現在人的福利還沒解決呢，說什么動物福利，豈不是天方夜譚？’”提起他勸說別人時的情景，李曉溪滿臉激動，“這時我就說動物福利與人的福利不同呀。人的福利是如何改善生活條件，動物福利是如何活下來。無非只有五個小小的要求：不受饑渴的自由，生活舒適的自由，不受痛苦傷害和疾病威脅的自由，生活無恐懼的自由，表達天性的自由。通俗地講，就是在動物飼養、運輸、宰殺過程中要盡可能地減少痛苦，不得虐待。況且全球已有10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動物福利法，包括許多比我國落后的非洲國家。”
當然，短短幾句話需要大量的證據支撐。為此，李曉溪等人整天研讀這方面的文獻，如今儼然成了動物福利專家了。同時，每年北京市人大會議召開前夕，莽萍、吳天玉、蘆荻等人都要叮囑她堅持提動物福利立法的事。
在包括李曉溪在內的諸多代表的堅持下，今年5月8日，含有一句“動物福利”內容的《北京市動物衛生條例(征求意見稿)》終于在北京市政府網站上進行了公示。但在5月10日，此稿便被撤下來。據稱，某些專家認為這項立法過于“超前”，將遭遇執行難等現實因素。6月13日，北京市法制辦孔繁榮處長解釋稱，北京市人大五年立法規劃中并沒有這項法規。
“不過，令我們高興的是，今年10月26日，海南省有關部門組織多名國內外專家及部分省領導就出臺《海南省動物福利法》一事進行研討，會上，省政府一位副秘書長透露出明年年初將召開聽證會，以促成該法早日出臺。這是我國動物福利法立法的第一道曙光呀。”李曉溪興奮地說。
記者采訪了起草這一法案的中國科技大學法學專家宋偉教授。被稱為我國動物福利教學第一人的宋教授說，這一法案的緣起，跟海南“建設生態省”的理念分不開。該省有關領導非常重視，海南省原常務副省長鮑克明、省政府副秘書長許前飛、省安全廳廳長熊方明等領導出席了研討會并作了發言。他與有關專家在起草這一法案時，在參考國外動物福利法律的同時，也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進行了較為保守的行文，“絕對不能照搬外國的法律條文，畢竟我國人民的思想觀念尚待提高”。但對于此法案是否能獲通過，宋教授審慎地說：“現在很難講，得看明年再說。”
對于我國動物福利立法前景，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蔣勁松博士分析道，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漠視動物福利的觀念短期內很難完全改變，種種虐殺虐食的傳統一時也難以根除，不承認“動物生命權也應得到尊重”極為普遍，這是立法的難題。
但是，這方面的立法也有越來越強大的推動力。蔣勁松說，一是國際上的輿論壓力和“畜牧、水產品國際貿易壁壘”。前兩年，隨著中國加入WTO，西方國家紛紛采取非關稅措施阻止中國農產品大舉進入，綠色壁壘(或稱環境壁壘)使中國農產品出口損失嚴重。近年來，國際上又接連發生了一系列養殖產品出口遭退貨甚至抵制事件，原因就是他們懷疑我方產品不符合動物福利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歐盟與智利簽署的雙邊貿易協議中，便加入了“動物福利”標準的條款，歐盟甚至希望將“動物福利”問題列入世貿組織多哈談判議程。也許用不了幾年，“動物福利”也如近年來強調的環保與衛生檢疫的“綠色壁壘”一樣，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一個新的“關鍵詞”。我國作為其中一員，不可能不受影響。動物福利不僅牽涉到動物的利益，即使從國人的經濟利益角度也是必須考慮的。
二是國內越來越多的愛護動物的志愿者呼吁，全國性的《動物福利法》如果制定起來比較困難的話，那么，少數沿海發達地區率先進行地方立法卻不是不可能的，海南就是一個很好的苗頭。北京即將迎來2008年奧運會，“人文奧運”的口號要落在實處，制定一部哪怕門檻很低的《動物福利法》也是非常必要的。退一萬步講，就算制定完整的《動物福利法》有困難，也完全可以分散立法，讓動物福利的精神分散在不同的法規中，漸次出現。
“對于立法，我們不能過于悲觀，也不能盲目樂觀。但對于人們思想認識的提高，我們應抱有足夠的期待，關注弱小的程度是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風向標。作為弱小無助者的動物們也必然會等到我們采取立法的方式關注它們的那一天。那時包括王培在內的所有為動物保護事業奔走呼吁、付出熱情和犧牲的人都會感到欣慰的。”蔣勁松博士說。
“王培去世后，我們專門召開了一個王培追思會，反思我們在救助動物的時候是不是也應時刻救助自己。也要善待自己，不能再做無謂的殉道者。如果不是出了這件事情，我們真是無暇考慮自己是不是也該為自己的心理減減壓，是不是也該調整調整心態，關心關心自己……”吳天玉會長說，“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下一個王培悲劇出現。” □記者楊振東文圖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