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筆暢生活在廣州，能講普通話、粵語和英語，但她卻不知道怎么把粵語“小時一舊飯，大時一碌葛”翻譯成貼切并同樣幽默的普通話。這句話是第三部“麥兜電影”《春田花花同學會》（以下簡稱《春田花花》）的宣傳語。《春田花花》的演員有包括周筆暢在內的４６位內地和香港明星，他們都沒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王朔很北京，麥兜很香港
“就像王朔的笑話很北京，馮小剛只能在長江以北，麥兜只有香港人才明白。”《春田花花》的導演趙良駿認為，前兩集“麥兜”——《麥兜故事》和《菠蘿油王子》——的走紅，靠的是純香港的幽默語言，不但中國北方的觀眾不大能感受得到這種幽默，甚至連廣州人理解起來也不那么順暢。“增加‘超女’，也是為了讓麥兜不僅僅為香港人所知。這樣比較不容易被語言框住。”
“超女”初賽的時候，趙良駿正跟著老搭檔、監制陳可辛在北京拍《如果·愛》，養成了追著“超女”看的習慣。后來，劇組移師上海，“超女”進入總決賽，趙良駿仍然堅持每集必看。“超女”賽程拉得太長，《如果·愛》都拍完了，比賽還沒出結果，每當有比賽的時候，他都盡量找機會“從香港返回內地玩”。就這樣，趙良駿像很多內地觀眾一樣，幾乎從頭到尾跟完了比賽。
去年１０月，由陳可辛監制、趙良駿導演的《春田花花》進入籌備期，他們要找一個性格、說話都慢半拍的演員。在他們視野范圍里，“香港幾乎沒有這樣的女孩”。于是，趙良駿想到了“超女”。他從網上找來“超女”的比賽錄像，給劇組解釋這個節目在中國內地有多火。
“除了李宇春，你能想到的所有‘超女’我們都見了。”趙良駿在“超女”巡演期間，見縫插針地約見了各式各樣“超女”，包括周筆暢、張靚穎、何潔、黃雅莉……甚至是張含韻——沒找李宇春，是因為實在無法在劇中為她安排一個合適的角色。
周筆暢從小愛看動畫片，小學時是《圣斗士星矢》，初中時變成了《金田一》和《名偵探柯南》。與她身邊很多同學不一樣，她不是“麥兜迷”，不四處搜集“麥兜”胸章，不托人從香港買《麥兜故事》原聲ＣＤ。“麥兜”給她留下的印象是：在電視上看過片斷，沒太看懂。周筆暢第一次見《春田》劇組之前，她只知道拍過《金雞》的趙良駿想見她。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中旬的一個下午，趙良駿與周筆暢約好在深圳火車站附近一家餐廳見面。周筆暢剛剛結束一個在廣州的活動，下了火車就拖著一個很大的行李箱趕到餐廳，嘴里一個勁地說：“對不起，我遲到了。”這是趙良駿第一次看到一個明星，獨自一人拖著行李箱去談合作、談劇本。他們的第二次見面在香港，周筆暢去試妝，剛從紅磡火車站下車的周筆暢，又一個人拖著行李箱來了。劇組都很喜歡拖著行李箱的周筆暢，和她有一搭沒一搭、永遠慢半拍的感覺，認為她就是不二的人選。第二個確定的超女是張靚穎，趙良峻趁張靚穎來香港迪士尼的間隙，談定在《春田花花》里唱一首歌。如果不是黃雅莉檔期實在無法協調，她也會出現在《春田花花》里。
引入“超女”，是“麥兜電影”擴大觀眾群嘗試的一部分。“擴大觀眾群”是編劇謝立文把第三部麥兜劇本《春田花花》交給趙良駿的時候，提出的第一個要求。但“擴大觀眾群”對香港出品的動畫片來說，幾乎是一個致命的要求。自從１９９５年的《玩具總動員》走紅之后，１０年來，好萊塢出品的動畫片逐漸被具有很大形體和表情塑造空間的三維動畫統治，平面動畫幾乎絕跡，其制作成本也一路飆升至近億美元。這是香港電影市場還玩不起的大游戲。《麥兜故事》在２００１年取得的１５００萬港元票房已經是港產動畫片幾乎無法逾越的紀錄。《麥兜故事》和《菠蘿油王子》都是純正的平面動畫，靠的是角色平面形象和語言對白。到了《春田花花》，語言造成的隔閡又成為進入內地市場的障礙。
對此，趙良駿的對策是，引入真人表演。９０分鐘的《春田花花》，只有３０％左右是動畫，７０％的內容由真人扮演。這６０多分鐘的真人扮演部分，云集了４６位內地和香港明星，平均每個人出場時間不到一分半鐘——這是１９９１年的《豪門夜宴》（香港２００多位明星為籌款捐助內地華東水災拍攝的喜劇）以來演員最密集的影片。每增加一個明星，就意味著把一批“粉絲”列入了潛在觀眾名單；真人的表演則可以通過加大肢體語言的比重，減少語言隔閡。
即便劇組已經大幅度減少港式語言，幫助劇組進行普通話翻譯的晴朗還是為片中很多“只有香港人才明白”的詞匯傷透了腦筋。他認為，內地觀眾最多能夠接受“紙包雞、雞包紙”、“沒粗面、沒魚蛋”這種簡單笑話，但靠香港俚語諧音以及生活小細節惹笑的部分，就很難被傳神地譯為普通話。
“比如著名的香港小交響樂團穿戴井然、莊嚴起立，齊唱搞笑歌《齋鹵味》，形式是很搞笑了，但怎么翻譯也沒法把‘齋鹵味’（素雞素燒鵝等豆制品仿制葷食的統稱）準確譯成普通話。”晴朗說，字面上北方觀眾也許能理解什么是“齋鹵味”，但這句話真正搞笑之處在于，“鹵味”是粵語里一個程度偏輕的粗口。在之前的普通話版港產片中，不少類似的一語雙關臺詞在翻譯中只能被損失掉，例如《大話西游》中的“妖那媽”就只能被減譯為“妖他媽”。晴朗現在能做的，只能是把粵語中的俚語、口語用書面語言寫出來，使之與普通話常用語法相符，同時盡量不改變劇本原意。
從養豬小朋友 到豬樣小朋友
這種語言上的隔閡，很大程度上與“麥兜”的“老爸老媽”——謝立文和麥家碧有關。
“謝立文根本聽不懂普通話。”麥家碧說話一字一頓——她學會說普通話不到兩年，要與她用普通話交談，句式必須直接簡單：是什么？為什么？
麥家碧畫的第一只“豬樣小朋友”并不是麥兜，而是它的表兄弟麥嘜——“豬嘜”和“豬兜”在粵語中都是小豬的愛稱。麥家碧覺得動物有姓氏是獲得尊嚴的第一步，麥嘜是同音相疊，聽上去比較童趣，所以“兜”也就跟著姓了“麥”。并不是大家所認為的那樣——跟媽（麥家碧）姓。
１９８８年，謝立文才畢業沒多久，和朋友一起開了家出版公司，１８歲的麥家碧應聘成了他的插畫家。麥家碧喜歡小孩子感覺的東西，即使在很嚴肅的珠寶設計書上，麥家碧也會給紅寶石插畫上畫一個小孩，爬在寶石上面。
麥家碧小學和中學讀的都是女子學校，沒有跟男生接觸過，所以一上大學就開始不停地談戀愛。等到參加了謝立文的出版公司，她對老板的印象是“好好玩”，不但“讓我畫想畫的東西，還給我很高的薪水，而且還愿意幫我做經紀人，解決畫畫以外的雜事”。
麥家碧選擇豬為主角，因為她認為豬是最被人誤解的動物——豬其實是干凈、聰明、有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般粉紅色氣質的動物，她要畫一只討好的豬。
《明報周刊》老總雷偉坡是第一個給“麥兜”機會的人，他接受了麥家碧的“討好的豬”，惟一的要求是由謝立文來編故事。
謝立文最初編出的故事是：一個家庭要從農村搬去城市，但是不能帶家畜，小孩子放不下跟豬、雞的感情，把鄉下的豬偷偷養在城里的家里，他們那頭不會講話的豬就叫做“麥嘜”。
這一系列漫畫逐步發展，主角從“養豬小朋友”變成了“豬樣小朋友”，謝立文和麥家碧的關系也慢慢從老板、雇員，變成了老公、老婆，他們的分工簡單明確：謝立文編好故事，麥家碧來畫。
最開始，“麥兜”是在《明報周刊》為兒童出版的《小明周》上連載，后來轉到了《明報周刊》正刊。后來，雷偉坡創建了一本新的娛樂雜志，為麥家碧和謝立文留下不小的陣地——《黃巴士》，每個星期隨周刊一起面世。他們沒有把《黃巴士》辦成只有小孩看的東西，他們請來鄧達智給孩子寫服裝的來歷、服裝的搭配，請電影評論家給孩子寫好看的影評，讓它成為一本孩子和大人都會看的雜志。后來雜志沒有辦下去，雷偉坡就將《黃巴士》的名字送給了“麥兜爸媽”繼續做下去。
趙良駿看了十多年“麥兜”，在他看來，“麥兜”的故事可以被看成兩個階段，以麥兜被拍成電影來劃分，之前香港處于經濟上升期，“麥兜”的故事性強，浪漫大過笑話；之后香港經濟遭遇沖擊，“麥兜”的故事性減弱，笑話越來越多，讀者層面也越來越廣。
趙良駿覺得麥兜就像是香港的史努比，而負責將《春田花花》翻譯成普通話的晴朗認為麥兜像是香港的鄭淵潔。
１８年來，“麥兜”系列故事漫畫已經出版了超過２０本。麥家碧說：“我聽很多人說，他們是看麥兜長大的。”在她看來，“這些年，香港有什么變化，直接用語言說不出來。”但一旦編成故事，他們就有了發揮創意的空間，香港街道的變化、香港第一塊奧運金牌、單親家庭、東南亞經濟危機制造的大量“負資產人士”，甚至還有香港興起的懷念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情緒。香港的變化，就從家住香港九龍大角咀的“豬樣小朋友麥兜”和他在“春田花花幼稚園”的同學們身上反映出來。在麥家碧口中，他們是香港的“草根階層”，他們資質普通卻又滿懷夢想，他們經歷了希望、失望，然后經歷再希望、再失望……
“這些都是很香港化的東西，因為我們自己的生活就是在香港。”麥家碧說。 記者 袁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