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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瘋了，還沒有死。我卻要考慮他的墓志銘該如何寫，這并不是要詛咒他，我們中的每一個人無論活多久，這種事情還是會發生的。如果未來他并沒有成名，我想，至少今年的這個時候他的發瘋也是其人生經歷中值得濃墨重彩的。其墓志銘上應該留有“2006年春運因買不到回家的車票而發瘋”的人生痕跡。
他，一個
在寧波打工的安徽民工，“等了3天也沒有買到阜陽的票，18日站方說8天內的票全部賣完了，當天下午他突然就得了間歇性精神病，送到醫院后吃了些藥好些，想不到看到記者他的病又犯了”，拉著記者非要給他買一張船票不可，說著就要下跪，言語有些混亂(1月20日《現代金報》)。
我們可能都還記得那個幾天前猝死在沈陽北站的男子，也是為了得到一張火車票。春運，車票，猝死，發瘋，春節，素不相干的詞居然以這種方式串了起來。嘲笑我們想像力的同時，也以最殘酷的方式表明，每個個體在社會面前、在體制面前是多么的脆弱，不堪一擊。
就像美國作家納撤尼爾－霍桑在看了名不見經傳的“卑賤者”美國人約翰－特里奧墓碑上的“凄涼的詩句”后說的那樣，“可憐地生活，可憐地死去，可憐地掩埋，沒有人哭泣”，在每個為此瘋掉死去的人的墓碑上，都要刻上這樣的句子。
作者：那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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