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良好的公德似乎總被中國人羨慕，譬如說，美國人很注意遵守交通規則，過馬路不闖紅燈。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在美國，闖不闖紅燈還要看是車是人，無論何時汽車都不能闖紅燈，但行人卻有闖紅燈的“絕對自由”，比如，在紐約這樣擁擠的大城市里，行人也常常亂穿馬路。不過，總體來說，美國確實沒有什么
行人闖紅燈，其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數人都開車，除了在鬧市，行人本就不多；二是大多數非鬧市區車道都是為車設計的，車速快，如果行人要闖紅燈，小命堪虞，行人實在不敢冒這個險。
但中國人卻常冒險。有個冷笑話，一個中國人在美國過馬路時闖紅燈，被美國女友蹬了，說你連紅燈都敢闖，還有什么不敢干的？接受教訓后，回到中國，又因為過馬路時不敢闖紅燈，被中國女友蹬了，說你連紅燈都不敢闖，還能干什么？
從某種意義上看，闖不闖紅燈只是風險認識問題，與公德無關。
所謂的風險認識，只是一個經濟層面的理性取舍問題。同樣是闖紅燈，在中美的結果是不同的。在美國，行人闖紅燈，司機們怕，只要人車相遇，不管誰有理，車都是無理的。中國不少司機往往在快撞到人時，忽然來個急剎車，然后探出頭來破口大罵，甚至還有“寶馬”車連撞數人的事。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差別呢？一個重要原因是中美兩國對生命的理性判斷存在差異。許多中國人常以物質化的東西衡量生命的輕重。按他們的理解，有車一族好歹有兩個錢，坐在車里總有點優越感，就不該讓著路上那些車都買不起的窮人。但在美國，窮人也買得起車，富人也可能走路，說不定被司機撞倒的可能是億萬富翁呢。
美國這種打破以物質為衡量生命標準的努力很早就開始了。《亨利·福特自傳》中說，一百多年前，美國汽車大王福特曾言道，要讓每一個人買得起車，為此，他努力生產為普通人設計的國民車。這使得美國中產階級日益壯大，帶動了內需和良性經濟循環。這種價值觀和國民車的概念在很多國家都得到推廣，比如德國的大眾，意大利的菲亞特。
而中國很多地方仍在推行歧視小排量汽車的政策，在客觀上造成了只有富人才能充分享受汽車的狀況。因而，車仍然標志著我們階層的劃分，而不同階層間，對生命的價值就有不同認識。在美國交通事故里出一條人命，法律后果是非常嚴重的，而在中國，很多交通事故里，醫療費比死亡賠償金高出許多。所以，司機這行里有句殘忍的話：“撞殘不如撞死。”
誠然，東西方對生命衡量標準的不同，并不能說明文明的優劣。《菊與刀》的作者、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曾驚訝于日本人寧可付出生命也要奪取勝利的價值觀，認為這是東方文化中精神重于物質的傳統。也正是這種原因，東方國家在諸多戰爭中，通常都能以“敢死”的犧牲精神獲得勝利。在和平年代，對于精神、榮譽和名位的追求，也常常使東方人勤奮刻苦。當然，東方人“過勞死”的比例遠遠高于西方。（王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