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當保姆。這樣的消息總能引人注目。我們會自然而然地想起北大學子賣肉、賣糖葫蘆這樣的事情來。是的，高等學歷與“低下”工作的反差是如此刺眼，以至于人們禁不住浮想聯翩，疑惑、驚訝、感嘆、憂慮……一擁而至。
不過，這次大學生當保姆，與此前的類似事件有些不同：當保姆是這幾個大學生所學專業
的對口職業，而非職場失意后的無奈選擇。學有所成，學以致用，當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然而，旁觀的人們照樣有“潮水般的不屑與懷疑”。何以如此？我猜多半是人們的偏見在作怪。
固執而偏頗的觀念常常是時間長河中的堅冰，牢固得足以阻遏一切新思想的流淌。對于保姆這項“營生”的慣有看法和想象，就易于干擾我們去接受新觀念。殘存的偏見往往將保姆定格在一種“伺候人”的身份之上，而不是視之為一種基于社會分工的職業。
身份和職業之別，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一個社會在現代化之路上的進度。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曾有過一個著名的論斷，他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也就是說，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一個區別就在于，在前者，一個人出生之時，他的社會地位就已經被規定下來，在后者，法律允許個人依他的自由意志，以協議的方式來創設自己的社會地位。以此而言，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社會進程，同樣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無論在法律形式上，還是在現實社會關系上，對于個人權利的強調與保護以及現代法律體系的構建，都顯示了上述轉化的跡象。但是，這樣的變革尚未徹底，至少舊秩序留存于人們腦海中的印象依然時隱時現，而當遇到“保姆”這一帶有濃厚舊社會色彩的“活計”時，對于“身份”的記憶自然沉渣泛起，使得人們難以理解那些在新時代受過良好教育的“天之驕子”，何以甘居苦命人才會有的“卑下”地位。
因為保姆“伺候人”的身份給人的印象太深，所以現實之中，人們容易將客戶與保姆的關系理解為主人與仆人的主從依附關系，而不是雇傭與被雇傭的平等契約關系。在人們眼里，新時代的保姆即使受過很好的專業訓練，并改名曰“家政服務人員”，也仍然不能脫盡舊時的身份痕跡。有位報道大學生保姆的記者寫過如此一句頗具意味的話：“他們學習的內容很難‘光宗耀祖’，但掙的卻是‘真金白銀’。”細細咀嚼之下，記者對保姆作了雙重判斷：當他說保姆所作所為難以“光宗耀祖”時，是以“身份”視之，當他說保姆同樣掙回“真金白銀”時，是以“職業”視之。這種形象上的分裂，體現了現代保姆的尷尬：社會有熱切的需求，舍得花銀子來雇傭他們，但他們的職業形象卻一仍如舊。
在如此情形之下，像姚波這樣的年輕人，以對職業的熱愛、自信與激情，試圖沖破偏見的牢籠，贏得職業人應有的回報和尊嚴，實屬難能可貴。他們算得上這個新興職業的拓荒者。
當然，一個職業的確立和成熟，并不是某幾個人的打拼就能造就的，而需要依靠整個行業的職業化、專業化與規范化程度的提高。當前，家政服務業雖然逐步脫離了“一張桌子、一塊黑板、一部電話、一間門面”的草創時期，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但整個行業的規范卻尚未盡如人意，也正是這些失范之處，干擾了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致使好的企業可能因為過大的成本而難以通過優質的專業服務占領市場，以致延誤整個行業的職業化、專業化進程。非專業化、低水平的家政服務又加固了人們的舊觀念，于是，人們在購買服務時的出價也徘徊于低位，使市場不易通過價格區分不同質的服務，從而削弱了業內人士追求職業化、專業化的動力與信心。這樣的惡性循環，對整個行業損害甚巨。
大學生當保姆，是市場經濟時代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這本身說明保姆這份工作開始從身份到職業的轉變，以及行業自身職業化、專業化水平的漸趨提高。雖然高學歷的介入一度令人驚疑，但轉變卻不會因此而中斷。（錢建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