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53秒，唐山發生了舉世震驚的7.8級強烈地震，震中烈度高達11度，百年城市毀于一旦。大地震造成24.2萬多人死亡，16.
4萬多人重傷，7200多個家庭全家震亡，4204人成為孤兒，城市功能全部癱瘓。
這是一份唐山市委宣傳部提供的官方文件，三十年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就躺倒在
這一串冰涼的數字里。
死者長已矣，悲痛卻永遠留給了他們的親人。而那些父母雙亡、自己還不具備獨立生活能力的唐山孤兒們，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更將永遠承受一波波的思念、麻木、懷想、痛苦——
他們的人數，是4204個。
本刊記者 彭蘇 發自唐山、石家莊
尋找
王慶珍的回憶充斥了大量的“好像”、“大概”之類的不確定。作家錢鋼的那本《唐山大地震》成了她不離手的法寶。說一說就要翻一翻，然后再滿懷歉意地罵自己是個老糊涂。
一位年過八十的老太太，幾年前大腦萎縮到連家門都找不到的地步。你還能苛求什么，她能坐在面前，講述她尋找孤兒的那段往事，已是慶幸。
1976年7月28日清晨，唐山大雨滂沱。還是唐山市委下屬的知青辦副主任的王慶珍，不知從哪兒扒出了一件雨衣。這件雨衣在她以后尋找孤兒的一個月里，一直披在身上。“反正我也沒空搭簡易棚，全指望它了。”
婆婆已被砸死，丈夫大腿嚴重砸傷，被抬走了，女兒剛被自己扒拉出來，也被抬走了。三個兒子正急匆匆往家趕，她卻要往機關里跑。
在單位以西的一輛破汽車里，她發現了自己的老上級——唐山市委副書記張千。
“他交給的任務是給外來的醫療隊送飯。”送了一天飯的王慶珍，第二天又領了一個任務。
“這次的任務聽得我頭皮發炸。”張千鄭重地對她說，地震過后，余震不斷，人心惶惶。除了要解決當前用水困難，還要緊急預防大災之后出現大瘟。“所以老人與孤兒是首要保護對象。”
時間刻不容緩。尋找老人、孤兒的工作，迅即由市委下達給沒有下鄉任務的知青辦。
“他要我保證一個不許凍死，一個不許餓死。”
“我怎么敢下這個保證。我叫了一聲，哎呀，張書記，單位里的人都沒有來上班，我還要找他們。這兩項任務都交給我，我怕做不好。”
最后，王慶珍只負責尋找孤兒工作。
“我記得是7月底，王主任召集我們三個在屋外的廢墟上碰了個頭。”現年50多歲的杜淑哲，是王慶珍當年手下的“兵”，也是知青辦的一員。
王慶珍、她、王連增、陳福林，知青辦的這四個人組成了一個工作組，他們的任務是：搜尋唐山孤兒，清點人數，以及保證孤兒們的健康和安全。
機關里只有唯一一輛212越野車，還要與勞動局共用，她們就要徒步尋找，“沒搞到車前，找人要緊”。
王慶珍的想法是先找到唐山四個區的區長、區委書記，要求得到協助。她找到了路北區副區長姚素珍、開平區計生委主任耿玉清，這兩人后來也參與了護送孤兒離開唐山。
通過杜淑哲等人的報告以及自己的摸底，王慶珍大致搞清了孤兒們的去向：
有些孤兒被寄養在父母單位；
有的被抗震指揮部的救災軍人收留，“常在軍車駕駛臺上看到一個睡著的孩子”；
有的是被當地街道辦集中收養，比如文化路辦事處，第一天就收留了七八名孤兒，他們都聚在一節火車廂大小的木屋內，被街道辦人員看護起來；
還有就是被孤兒的親屬領走了，“比如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也有被哥哥姐姐帶著的”；
還有吃百家飯、由鄰里輪流看著的；
另外，“全國各地每天都有人想來領養孩子，有的孤兒被上唐山救災的大車給拉走了”。
于是，她定下了兩條規矩：
第一、凡有外地領養孤兒的，一律不許，之前被帶走的孤兒一律找回；“萬一爹媽砸個半死，被抬走治傷去了，等傷好了回來找我要孩子咋辦？”
第二、凡是爺爺奶奶，大哥大姐以外的親戚要收養孤兒，孤兒所在街道辦一定要嚴格考核對方，徹底了解對方可不可靠。
“哼，就是姥姥姥爺都不中！”王慶珍恨恨地說，這是她“通過實踐得出的真知”。
孤兒被撂在姥爺家不是被舅媽嫌，就有可能被姨父攆，姥姥姥爺跟著為難，眼瞅著孩子孤零零地站在瓦礫上哭。
“人的思想境界不可能都很高，畢竟增加一個人，家里就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她忘不了《唐山大地震》里寫到的冬梅。那孩子還有一個弟弟，姥爺是齒輪廠廠長，得知女兒女婿在地震中死了，馬上招來一幫人，在女兒倒塌的房屋里淘出一切能用的東西，“然后就把沒吃沒喝的外孫外孫女晾在那兒，拖東西走人”。
一氣之下，王慶珍檢舉了冬梅的姥爺。冬梅就一直跟著她，她去機場為孤兒拉救援物資時，他們也跟著。弟弟還不懂事，一旁傻站著，姐姐卻挑了一雙大孩穿的鞋，王慶珍問她做什么？她說這是等弟弟腳大了以后穿的。“才6歲多一點，就知道誰也靠不住了。”
“一個也不許被領養”
一個月里，找到的孤兒已近三千。
“這里面有剛出生的小毛毛，最大的也有十四五歲”，除了操心小毛毛喝奶的事，她想得更多的是快點送人出去。
8月24日晚，中共石家莊市委大樓內也是燈火通明，不眠不休。市委常委們剛接到河北省委通知，要在市內安置一批唐山孤兒，為他們建立一所寄宿學校。邢臺市委也接到同樣通知。在石家莊與邢臺未建好寄宿學校之前，第一批孤兒將送往衡水深縣，那里已為孤兒們騰出一家農家小院，能夠先住進一批人。
8月底，市委副書記張千向王慶珍傳達河北省委通知，一批孤兒將立刻送往深縣，要她速作準備。除了上報要送走的孤兒名單，王慶珍馬上趕到機場拉衣服、拉干糧。
“孩子們有一個月沒洗澡了，全身漆黑，沒有一身新衣物不是更寒磣？另外吃的、喝的也得備上，不能讓他們在路上餓著、渴著。”
在王慶珍安置孤兒的過程，她一直死守一條原則——“一個也不許被領養”。正基于此，當她后來得知，被她送走的“黨氏三姐妹”中的黨育紅被“那個奧地利人”領養走時，她就是不依不撓，找到民政局上面，“我就罵大街了”。
忿忿然后，王慶珍又犯糊涂了，她硬是想不起去深縣的準確時間。
1976年的8月底的一天，早上8點，兩輛插著唐山孤兒專車小旗的公共汽車，停在了西山口。車上坐著153名孤兒，還有從孤兒父母單位前來護送的職工，孤兒所屬街道辦的人員、加上王慶珍、杜淑哲等共20多人。
“每個孩子的衣服上都別著一張白條，上面寫著他們的名字、年齡、父母；以后送人也都這樣。”杜淑哲說。
沒有書里描寫得那樣浪漫。沒有誰唱歌跳舞。當車駛離唐山越來越遠時，孩子們個個眼里噙著淚花，淚珠在一張張臟兮兮的小臉上劃出條條痕跡……
傍晚時分。一行人到達了深縣的農家小院。孩子們在門口張望半天，始終不挪開腳，“我們以為他們是拘束，后來才知道他們是怕房子再次倒塌”。
邢臺育紅院
1976年9月，開往邢臺的火車上。這次車上一共有100名左右的孤兒。其中有一名九個月大的女嬰。途經霸縣時，當地人為這名女嬰準備了一個奶水充足的年輕母親。
“那女的上車后，二話沒說，抱起孩子，解開衣服就要喂奶。”杜淑哲至今對這一幕念念不忘。
女人一個勁地將腫脹的乳頭塞進女嬰口中，女嬰就是不吃，小眼睛眨巴眨巴瞅著她，好像在說你不是我媽媽，你身上沒有她的氣味。
“吃啊，吃啊，我就是媽媽啊。”女人急了，一再想硬塞進去，“可孩子就是不依，扭啊扳的，漲紅著小臉蛋哇哇大哭。最后這名婦女索性用毛巾把臉遮住，這樣才喂成了奶。”
“那會兒真是走哪哪管，走哪哪吃！”聽力也不好的王慶珍聲調高高的。去霸縣，別說奶媽，就是小孩的發卡，綁辮的頭繩，人家都想到了。到達天津前，天津人聽說車上的孩子要吃罐頭，沒有罐頭刀，人家就把茶缸子、小刀、小勺、小剪一應備全。
在王慶珍的記憶里，這拔送往邢臺的孩子，主要來自郊縣。“考慮他們以后生活的地方最好與以前的生活習慣相符。所以郊縣的孩子送到邢臺，城里的孩子送到石家莊。”
在邢臺建立育紅院的原因，據杜淑哲分析，唐山余震不斷，孩子們老是心驚膽顫，恰恰邢臺在1966年經歷過一次地震，這座城市有抗震能力，這樣省委才想到在邢臺建立育紅院。
育紅院是由邢臺市委的第三招待所改建而成，后來又從市區搬到了西郊的達活泉。孩子們除了9月初來的一批，在年底又送來了一批，加上零零碎碎由唐山市幼老癱安置管理辦公室送來寄養的受傷的孩子，一共是247名。
相對于邢臺育紅院，王慶珍和杜淑哲談到最多的還是石家莊育紅學校。有意思的是，唐山市檔案局關于唐山孤兒的記載，少得可憐，卷宗加起來還不到一份。而在石家莊市檔案館，關于育紅學校的記載多達32份卷宗。
在每份卷宗里都會反復出現一個人的名字：董玉國。
石家莊育紅學校
在石家莊生活大半個世紀了，董玉國一口唐山話還是老樣子。
“聽說現在育紅院早變成居民社區了，只有間傳達室還在。”他坐在沙發上，一臉慈眉善目，中了風的老伴在一旁依依呀呀。
和王慶珍同歲的董玉國，在籌辦育紅學校之前，是石家莊第二中學的黨支部書記。據王慶珍回憶，之所以石家莊市選定董玉國做這件事，除了他有教學經驗以外，還有兩大原因：第一，他是唐山人，會講一口地道的唐山話；第二，在唐山大地震中，董玉國家里的親戚一共死了21口。
很自然的，石家莊原市委書記張平將這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交給了“根紅苗正”的董玉國。
在董玉國自述的“建學始末”中如是寫道：
這所學校的籌建工作是從1976年8月29日開始的。當時我在石家莊第二中學任黨支書。8月28日，市教育局領導找我談話，讓我立即交接二中的工作，8月29日到原工人政治學校報到，并負責籌建孤兒學校的工作。當時由市委組織部一名組織科長牽頭抽調工作人員。在兩三天內調來原35中黨支部書記翟風亭、17中黨支部副書記郭亞東、原新華區文教局教育科長封英杰……僅用十幾天時間，從171個單位調來260多名干部、教師、醫生、護士、保教人員、炊事員等……
石家莊市委領導們原想等孤兒們來后，根據年齡大小，分別安插在附近條件比較好的幾個托兒所、幼兒園和中、小學校。但后來他們考慮到，別的孩子放學回家了，唐山的孩子們會感到孤單，更擔心每逢節假日，唐山孩子會傷心自己無家可歸。于是決定：讓唐山孩子們生活學習在一起，吃、穿、住、用全部由國家供給。新建一所有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中學一條龍的學校。
9月7日，王慶珍一行領著146名唐山孩子坐火車去往石家莊育紅學校。之前，董玉國特意派了一組人先到衡水深縣查看，目的只是為了給第一批孩子準備飯菜。
“我們聽說深縣百姓心痛孤兒們在地震時受苦了，凈給他們吃肉，結果孩子們拉了幾天肚子。所以，我們決定為他們包餃子。”
在去火車站接孩子之前，老師們一個個接受“培訓”，千叮呤萬囑咐，在孩子們面前，既要有深厚的感情，又不能哭哭啼啼。
“難怪他們上車時，既不說話，也不言語，氣氛顯得很壓抑。”杜淑哲現在恍然大悟。
但老師們還是難過了：唐山的孩子又黑又瘦，有的臉上還帶著傷，衣物雖然半新，卻明顯不合身。
董玉國準備了三件事：讓新華服裝廠的技師們等在校門口，給每一個進門的孩子量體裁衣；安排體檢，“黨氏三姐妹”就是體檢時才發現只有6個月大；最后一項，就是放足水，讓孩子們痛痛快快地洗個澡。
等到水靈干凈的唐山孩子聚在一起時，一個戲劇性的場面發生了：
董玉國剛一講話，一個3歲大的孩子突然沖他喊了一聲“爸爸”，幾秒鐘后，其他的小孩也都一起跟著喊“爸爸”、“爸爸”。他們一直以為自己的爸爸外出了，一聽到董玉國那口地道的唐山話，覺得那就是爸爸回來了。
年過半百的董玉國落淚了，他哭得特別傷心，邊哭邊說，“我就是你們的爸爸”。
晚上，除“黨氏三姐妹”里的黨育新一直哭個不停，其他的孩子都睡下了。王慶珍挨個巡視每間宿舍，房子里什么都是新的，小到一塊毛巾，服裝廠連夜趕制的新衣整整齊齊地碼在孩子床頭。她心里的石頭終于落下，連夜悄悄地走了。
“就是因為覺得唐山孩子可憐，老師們把孩子都寵壞了。”在育紅學校做過教導處主任的李振宗直嘆氣。
吃的用的，國家全包了，還有來自社會上的大量捐助，很多孩子不懂得珍惜。“肉不吃了扔在缸里，襪子臟了塞在洞里。”
不愛勞動。“生活老師就像保姆，打掃衛生，照顧他們起居飲食。他們一個人一張桌，有老師專門給他們盛飯。吃完飯后，丟了飯碗就跑。”
要強。大孩子和小孩子之間誰都不服：反正誰都沒了爹媽，誰也不用怕誰了。“不好好學習，成天打打鬧鬧的。老師前腳邁進門上課，他們后腳就從窗子溜出去。”
老師們又愛又怕又恨，他們含著淚把唐山孩子接來的，恨他們不爭氣，又怕管嚴了輿論會說他們讓唐山孤兒受委屈了。
“一個老師氣乎乎向我告狀，說他們凈搗蛋，課都上不下去了，問我到底管是不管？我說管，只要不體罰就行。”但李振宗并沒有維持多久，董玉國挽留無果，做了一年教導處主任的她就調到了別的學校。
直到現在，早已安享晚年的李振宗還是搖頭說唐山孩子“情況復雜”。
一聽見雷聲，他們就像炸了鍋似的
1976年9月28日、29日，接連兩天，181名唐山孤兒和最早送往深縣的孤兒分別送到育紅學校，有21名孤兒在外地療傷痊愈后，也被送來。董玉國意識到學生們再也不能在宿舍里上課了，于是向市委書記張平打報告，要求修建一座教學樓。
3300平米的教學樓10月底就完工了。原指望學生們在教學樓里讀書，情況會有好轉，“還是有淘氣的，幾個人不上課爬到宿舍樓頂上跑來跑去。有時夜深了，我還要打著電筒在上面找”。董玉國笑瞇瞇，那副場景猶在昨天。
在他眼里，孩子再淘氣也是孩子。“他們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們怕刮風、怕打雷、怕停電……”
因為害怕，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讓董玉國都感到吃驚：晚上睡覺，雖有老師看護，可他們仍然不放心，自發地每隔兩個小時就有一人爬起來守夜。
平常一聽見雷聲，他們就像炸了鍋似的，如果遇到打雷加停電，那就更不得了，越大的孩子哆嗦得越厲害。
所以，只要是半夜下雨，老師們就往學校里趕。孩子們全都跑到院子里，抱成一團，有些還躲在收發室里直抽搐，任憑老師怎么哄也不出來。
“我們說沒事的，回屋去吧，還有我們在呢！他們說，不行，你們還讓我們砸蒜呢(挨砸)？”
最后，他們給了董玉國一個枕頭，讓他睡在他們身邊才安心。
走上社會
1982年1月14日，邢臺市委根據河北省委通知，將育紅院剩下的104名學生合并到石家莊育紅學校。而當時的育紅學校也面臨與邢臺育紅院一樣的局面，每年都有學生離校：
1977年1月，27名學生參軍(男生10人，女生17人)；
1977年4月，23名學生接回唐山就業；
1978年6月，4名學生回唐山就業；
1978年7月，第二批22名學生回唐山就業；
1979年6月，畢業后無法升學，需回唐山接班的學生25人；
1979年9月，留唐學生共68名；
1980年，第一屆高中畢業生18人，考取中專4人；
1981年，第二屆高中畢業生40人；
……
學生日漸人稀。加之唐山市正恢復市政建設，一再強調“唐山有能力安置所有孤兒”。1984年河北省委下達通知，6月28日，育紅學校的139名學生全部返回唐山。其中四十多名年幼、或在繼續求學的孤兒，被送往唐山市綜合福利院。
董玉國把那些老照片當寶貝一樣一張張亮出來。老花的眼睛細瞇地微笑。照片的背后有稱他“校長”的，也有稱他“爺爺”的。看到字樣，他雙手微微發抖。
董玉國很理解王慶珍不滿黨育紅被人領養的心情，“都是為了愛”。
是他向省委外辦的人建議那個奧地利人收養黨育紅的。外辦的人先看中的是黨育苗，等他們去唐山煤礦黨育苗姑姑家時，姑姑哭了說，國家養不起，就我們自己養好了。
“育紅死的本來就是養母，養父從河南療傷回來一度把她帶走了。后來，我聽說他再婚，把孩子送人了，我趕緊給唐山打電話把她接了回來。”
接黨育紅時，那孩子已經會走路了，一見他就跌跌撞撞地跑過來，
在1988年，唐山市民政局下達第15號文件里寫道：……共有761名孤兒轉到石家莊育紅學校、邢臺育紅院學習、生活，1984年遷回；按照1977年市領導指示，外地學習的孤兒畢業后不再繼續升學的全部返唐，由市統一安排工作。我局意見：有口可歸的孤兒，由原父母生前所在單位負責安排工作；無口可歸的孤兒，納入計劃內由市勞動局負責安排。
據本刊了解，除了761名孤兒被帶走以外，唐山大地震中另外3000多名孤兒的安置情況，大致分為：一是被親戚收養；二是跟著自己的哥哥姐姐生活，唐山“張家五姐弟”就是例子；三是被父母所在單位一方安排進入子弟學校就讀，畢業后直接進廠；四是直接安排就業。
據說，王慶珍送完最后一批唐山孤兒去育紅學校后，曾將所有的孤兒檔案和分配給孤兒的剩余用品，都移交給了當年的幼老癱安置管理辦公室。而這間由民政局、衛生局、教育局等部門臨時組成的安置機構，早已隨著地震善后工作的完結而解體，檔案不知所終。
管理孤兒檔口的現在的唐山民政局社會服務處，已找不到一份當年關于唐山孤兒的檔案，也找不到一份他們后來流向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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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唐山綜合福利院的最后一名唐山孤兒，19歲的王安被分到工人醫院做電梯工。自此，4204名唐山孤兒已全部走向社會。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