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轉農”現象是一個被詩化的孤例，動機主要還是——“趨利”與“避重”。
浙江臺州日前刮起一股“非轉農”之風，僅椒江、路橋、黃巖3個區就已有5000余名大中專畢業生將戶口遷回農村，“重新當起了農民”，其中不乏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名牌高校的畢業生。
在
城鄉差異的背景下，歷來聽到的都是千軍萬馬擠上“農轉非”之路，臺州的大學生們為何如此熱衷“跳農門”？
路橋、黃巖、椒江3區陸續出臺了關于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回原籍農村落戶的實施辦法，“非轉農”現象的出現也正是源自這一地方性政策。這些政策又為何在今天受到如此關注？
區政府：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冬日遲遲不見寒意。而在民營經濟占據全市經濟總量95%以上的臺州，處處可見一派盎然景象。較之外界的熱議，“非轉農”現象在這里似乎沒有激起多少波瀾。
臺州市區主要由椒江、黃巖、路橋3個區組成，各區特色劃分顯目，在行政機關集中地椒江，區政府辦證中心公安窗口已經看不到前一陣的繁忙。公安窗口副主任吳穎紅對記者說，“非轉農”的高峰已經過去，這天上午僅接待了一名申請者。
椒江區2006年5月1日正式實施《大中專畢業生回原籍農村落戶實施辦法》，規定1995年及以后畢業(肄業)的大中專畢業生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可以辦理“非轉農”手續，將戶口由城鎮遷回原籍農村，享受村民同等待遇，履行村民同等義務。
該政策明確規定了申請人的條件：未曾被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控股)企業和區(縣、市)屬集體企業正式錄用；遷出時屬農業戶口；本人生活在原籍農村。
一些村民對“農門”的開放有異議，他們認為政策為早年已經“農轉非”遷出村子的大中專畢業生提供了“瓜分村集體利益”的依據。因此，在政策剛剛出臺的2006年5月，前來辦證中心申請戶口回遷的人并不多。
高峰在2006年6月到來，申請者每天絡繹不絕，吳穎紅介紹，椒江區至今已有1800多名符合條件的大中專畢業生“非轉農”。政策出臺的背景，吳穎紅不甚清楚，但是她平靜地說，“非轉農”的直接動機應該是與利益有關，“這也很正常！”
“臺州農村經濟發達，一些村除了劃分的宅基地，村民還享有養老保險、醫保等福利，一些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子還給村民每個月發放生活費。而這些都是與戶口直接掛鉤的。”吳穎紅說。
記者了解到，一些大學畢業生起初并不想非轉農，后來從種種渠道明白了其中奧妙，才爭先恐后地紛紛遞交申請。
從提出申請到正式遷轉戶口，大概需要3個月時間，對于這1800多名“非轉農”者，吳穎紅表示并沒有進行過數據分析。她給記者提供了一份詳細的人員名單，名單上，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名牌大學的本科畢業生不到10名，年齡多是26歲上下。其余的多是本地或周邊地區的大、中專院校畢業的。而戶口遷往地多是楓山、陶王、章安等椒江區城鄉接合部的村子。
椒江并非臺州市第一家出臺“非轉農”政策的區，早在2005年9月，路橋區政府就出臺了相關政策。路橋區至今已為1700多名符合條件的申請者辦理了“非轉農”手續。
路橋區政府辦證中心主任劉巧嬋介紹，“非轉農”在該區目前已經暫停，并非因為外界的爭議所致，而是“政策出臺本身就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有一個時間劃定”。
她解釋，1995年，大中專畢業生不再享受“包分配”的政策，此后直至2003年，國家政策要求大中專生必須將戶口遷至學校，對于農村學生而言，可以說是強制性的“農轉非”。
一些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無法在城市立足，而同時，臺州民營經濟發達，村集體經濟可觀，大學生們因此紛紛回歸故里。“但這些孩子因為不是農村戶口無法享受村民待遇，境地很尷尬。”劉巧嬋說。
一些家長頻頻往返政府部門，要求解決實際困難，甚至以死相逼。劉巧嬋就曾參與接待，她回憶：“有一個女孩子給人的印象很深刻，由于無法解決‘非轉農’，她連婚姻大事都被耽誤了。”
矛盾日益突出，引起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注意。在此背景下，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緩解這部分畢業生的生計壓力和無法落戶的游離狀態，路橋區政府率先出臺了“非轉農”的規定。
“當時規定了半年時間，也就是在政策公布之日至2006年3月份集中辦理。”劉巧嬋說，2003年后國家政策規定大中專生入學時戶口遷移隨自愿原則，大部分路橋區的農村新生都沒有“農轉非”。
路橋的這個政策開了一個先河，黃巖區、椒江區以及溫嶺、仙居等其他市縣有著同樣困擾的畢業生都在期盼各自區縣的政府采取相應動作。于是，臺州市其他地區大多都出臺了“非轉農”的政策。“非轉農”在臺州開始“井噴”。
村委會：“非轉農”獲利豐厚
根據椒江區政府辦證中心提供的名單，記者找到了椒江區陶王村村委。這里是復旦大學畢業生陶某的“非轉農”遷往地。陶王村就在椒江區的市中心邊緣，一排新建商品房矗立在村子原來的土地上。這里已經看不到多少鄉村的痕跡。
村委會陶主任告訴記者，陶王村所在地征地費用每畝10萬元左右，現在村民已經基本脫離農耕，1400多名村民每人每年可以領取2000元生活費。陶主任說，24歲的陶某戶口遷回村子后，除了享受同等生活費待遇外，還會分到一塊宅基地，“結婚有了孩子就會分兩塊。一塊宅基地的市價在20萬元左右。”陶主任說，現在村里還沒有給村民養老保險等待遇，以后有了，陶某一樣能享有。
一個居住在陶王村邊某新建小區的居民說：“一塊宅基地拿到手就是20萬元，建好房子賣出去可就要翻倍了。”
問及陶某回村后的情況，陶主任說：“陶某并不在村里，聽說一直在上海工作。聯系方式我們也沒有。”
隨后，記者又調查了浙江大學畢業生陳慧(化名)，27歲的她不久前遷回楓山村。楓山村村委會主任陳方忠介紹，楓山村事實上已經是市中心，土地早已被全部征用。
楓山村現有村民986人，村民待遇很不錯，除了每月發放600元基本生活費外，村委還為村民交納社保費。
“從18歲開始交15年，起碼有七八萬元。此外，村集體資產少說也有1.5億元，如果資產攤到每個村民，數字也比較可觀。”陳主任補充說，由于地處市中心，村里沿街房屋出租也有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集體資產以后肯定會越滾越大，附近一些村子資產比我們還要雄厚。”
楓山村一共有5個“非轉農”的新加入者，陳主任介紹，其中本科生3名，大專生與中專生各1名。
“政策實施前，一些家庭的確呼聲很大。但陳慧最初并沒有急迫地想‘非轉農’，看到很多人都在把戶口遷回農村，也就跟著遷了。”陳方忠說，陳慧大學畢業后就回到了臺州，在一家民營企業工作已有好幾年，“現在已經是車間主任了，年收入三四萬元應該沒有問題。”
楓山村的這5個“非轉農”者，按照陳主任的介紹，目前都在附近的民營企業上班，收入都比較可觀，加上村里基本雷打不動的福利，日子應該很滋潤。
起初有人要“非轉農”時，村民是有不少意見的，陳主任坦言，政策出臺前村委會曾經就陳慧戶口能否遷回楓山村召開會議，結果沒有通過，“村民認為是回來分利益的。后來區里有了政策，我們也就照辦了，經過對村民的解釋，意見逐漸平息。”陳方忠說。
“楓山村的規定，考上大學農轉非遷出村子的，男性獎勵2000元，一次性補貼16800元，女性獎勵2000元，一次性補貼5000元。這些人后來又非轉農，回村時，當年的補貼我們都要收回的，他們自己也都沒有任何意見，考慮到以后享有的待遇，誰都會算這筆賬的。”
外界曾擔心，“非轉農”后，由于農村的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都遠遠落后于城市，以后這些人會面臨子女入學難等一系列新問題。對此，陳方忠哈哈笑了：“我們是個村子，卻已經是市中心了，這里的學校在椒江甚至在臺州都是數一數二的。”
記者隨后調查了另一些畢業于名牌高校的“非轉農”畢業生，情況基本類似。一名“非轉農”者坦言，浙江省2007年年底前將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的劃分，實行統一的浙江省居民身份的新型戶籍管理制度，既然如此，現在將戶口遷回農村，又能享受福利，何樂不為？
臺州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員評論，“非轉農”的政策初衷是為了照顧沒有工作的那部分原籍農村的大中專畢業生，因此，各區的政策都對是否已被某些單位錄用作出了明確規定。
“但這些單位并不包括民營企業，事實上，你也看到，很多非轉農的都已經在民營企業有穩定的工作，有些待遇還很不錯。個別人甚至仍然留在大城市工作，‘非轉農’對他們的現實意義，就是多了一份收入。”他說。
一些村民也對記者表示了他們的矛盾心態，他們坦言，大學生“非轉農”，對村民的利益確有影響，說沒有意見也不客觀，但折算到每個村民頭上微乎其微，“考慮到千絲萬縷的親友關系，想想也就不去較真了。再說了，人家讀了幾年書又回到農村，你憑什么拒絕他的村民待遇？如果他沒有考上大學，那還不是一樣在外打工，一樣享有村民待遇？”
當事人：也有理性回歸者
正如記者的調查，大多數“非轉農”者都是大專或中專畢業，就讀的院校也多在臺州本地或臨近的溫州、寧波一帶。杭州某電子大學的自考畢業生張某也在2006年年初“非轉農”，她透露，一些“非轉農”的人當初是為了“農轉非”或者拿到一張文憑、學到一些知識，像她一樣在臺州的農村家中讀完電視大學或者自考大專。
在她看來，外界所說的“因為大城市房價高、生活壓力大、工作又難找，無奈回到農村”的情況的確存在，但并不普遍，也并非“非轉農”的主因，“是媒體故意拔高，還是有些人給自己找借口，我不敢肯定！”
張某說，“非轉農”也并非都是為了牟取村民福利。她認為，一直在臺州農村生活、學習，畢業后戶口再遷回農村是自然而然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的聲音，外界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非轉農”的意義。
記者在路橋區采訪了民營企業意利達風機公司員工曹文斌。他2003年畢業于浙江工業大學，“我當時也沒怎么在杭州找工作，直接就回了臺州老家，當然我也進行過對比，杭州的生活壓力大，相比之下，在臺州生活，‘性價比’要高。”曹文斌還有一個妹妹畢業于臺州廣播電視大學，2006年年初也將戶口遷回了農村。
臺州市民營工業企業達到8.8萬多家，占全市工業企業數的99%以上，涌現出了飛躍、吉利等一批著名的民營企業，意利達風機也具有相當規模。由于民營企業發展蓬勃，臺州地區的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速度比全國高出6.6個百分點，比浙江省高出2個百分點。
一名臺州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曾發表評論，認為民營經濟的發達，才是讓農村戶口升值的深層原因。在一個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地方，對于擁有經濟自由的農民來說，城鄉戶籍制度已經完全失去了壁壘效應，無法成為阻礙農民發展的桎梏。相反，由于土地制度硬約束的存在，農村戶口會受益于土地壁壘，才會有“非轉農”的逆向流動，引發“非轉農”的熱潮。
曹文斌說，民營經濟發達是他回到臺州的信心所在，他現在的工資是每月1000多元，最近，他與同事一起研發的單板風機已經通過省級鑒定，曹文斌對自己的發展躊躇滿志。
“我在農村工作，空守一個城市居民身份有何意義？”曹文斌說，政策剛剛出臺時，他對“非轉農”并不關注，“我們村在機場附近，本身的發展就受到限制。后來大家都去遷戶口，我也就遷回來了。事實上現在也沒有享受到任何村民待遇。”
據記者了解，一部分“非轉農”者確是理性回歸，不再盲目沉迷城市居民身份。這幾年，臺州出現了明顯的人才回流。百花園公司的董事長周斌說，早幾年農村留不住人才，現在大學生主動回農村，僅他的公司就接收了4名園藝專業的大中專畢業生，對企業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政府：“非轉農”利大于弊
當地人告訴記者，這幾年，在浙江溫州、寧波、金華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非轉農”的民間呼聲持續升溫，臺州出臺“非轉農”地方政策后，周邊地區受到的壓力更大。
溫州市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員透露，溫州市公安局曾就此類問題向浙江省公安廳請示，得到的批復是：“非轉農”涉及太多利益問題，原則上嚴格控制，各地可根據情況制定政策。(撰稿／楊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