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0日，南京市。2007年碩士研究生報名現場確認正式拉開帷幕，考生排成長隊等候現場確認。劉莉攝
浙大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公布 導師招生要交“助研經
費”引起爭議
近日，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包偉民發出聲明，要求報考他的學生“另投名師”，向社會表明其“拒招”的態度。
在這份名為《告考生》的聲明中，包偉民表示：“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碩、博士研究生，研究生與指導教師均須向校方交錢，前者稱‘學費’，后者稱‘助研經費’。
‘助研經費’數額，按招收研究生人數多寡翻倍遞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學子繆愛，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時宜，無力繳納此錢，復以為此申請‘扶植’（按‘規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跡近干乞，君子所不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難與二三才俊燈下讀史，以共教學相長之樂；煩請另投名師，以免誤了前程。”該聲明的落款為“浙江大學歷史系教師包偉民謹啟”，公布日期為“2007年2月28日”。
包偉民的這一聲明公開后，立刻引起各方關注。有人認為很荒謬，學生讀書導師也要交錢；有人則認為很合理，可以讓導師招學生量力而行，而不至于過多過濫；有人則擔憂，導師出了錢以后，會不會導致師生之間出現雇傭關系合法化的傾向？而且，這筆錢會不會最終轉嫁到學生頭上，而在學生繳納培養費的同時，增添更多的負擔？
導師招研究生要交“助研經費”
包偉民表示，他對教師向校方交錢這一做法非常不理解，這是他貼出告考生書的主要原因。“新的政策出來后，我覺得沒法招生了，但有些考生已經直接考了，所以非常為難，猶豫再三，覺得還是要讓考生知道，所以就寫了這個告考生書，委托朋友貼在了國學論壇網等文史類考生較多的網站上”。
包偉民解釋，他在聲明書中所提的“鄙校新法”，是指浙江大學近來制定的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中的某些規定。2006年，浙江大學作為全國17所試點高校之一，開始著手進行研究生制度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方案，這些方案不僅涉及研究生獎助辦法、招生制度、培養方案等，而且關系到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研究生導師選聘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內容，這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過去執行了20多年的老制度。
在這些制度中，研究生收費一項曾經備受關注，但由于新制度還有待于2007級研究生入學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一些關系導師切身利益的問題率先浮現出來。在浙大公布的系列改革方案中，教師們反應最激烈的，與即將讀研究生的同學一樣，是關于“收費”方面的內容，根據《浙江大學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方案》的規定，研究生導師招生，要提供“助研經費”。
該方案提出，“導師資助研究生助學金的經費按照學科特點制定不同的標準，資助額度隨當年招生人數的增加而遞增。”具體執行辦法，是將學科門類分為三類：一類是哲學、文學、歷史學、教育學；二類是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理學、農學、醫藥學（除臨床醫學外）；三類是工學和臨床醫學。
而導師的出資標準則按照以上的劃分確定不同數額，在第一類中，導師招一名碩士研究生，每年要向校方繳納300元，招一名博士生，每年要向校方繳納1200元；在第二類中，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00元和3000元；如果是第三類，要繳納的費用會更高，分別是1200元和4800元。導師如果還想多招學生，則要在此基礎上翻倍遞增。這就是說，一名工學的導師若要招3名博士生，他每年需向學校繳納助研經費1．44萬元。
方案同時規定，導師必須在錄取研究生之前，將其招收研究生所需的學制年限內的全部資助經費，一次性劃入專設的導師賬戶。
在相關文件中，浙江大學也強調，研究生招生名額的分配，要與研究生導師的科研經費掛鉤。導師一般應有研究課題、研究經費才能安排招生。
但正是這一點激起了學校部分院系的反彈，浙江大學社科處處長羅衛東表示，“總體上看，人文學科反對的聲音較多，社會科學有反對的，也有抱著支持試驗態度的，工學等課題經費較多的學科反對聲較少。”
制度設計考慮到了學科差異
事實上，該方案也確實考慮到了學科差異的因素，從所需繳納經費的絕對數量來看，同招一個學生，人文學科所需付出的僅相當于其他學科的1／3至1／4左右。
不僅如此，方案還規定，浙大將設立“浙江大學研究生教育扶植基金”，用于支持學校部分基礎學科、新興學科等的需要，支持指導教師招收第一名研究生所支付的費用。
但校方或許沒有預料到的是，即使如此考慮，人文學科反彈依然強烈。該校人文學院一位教授表示，“交多交少是一回事，要不要交是另外一回事。別的學科有錢，愛交就交，人文學科沒錢，怎么交？”
這一觀點得到該校另一位教授的認同。這位教授表示，文科的課題經費相對少得多，尤其是橫向課題（指有關部門、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委托研究的應用型課題）更是少得可憐，而縱向課題（指由國家或省市科技主管部門撥款的課題）的經費在課題完成之前又不能動。“文科一個課題幾萬元算大課題了，再說，每年又有多少縱向課題可以申請？所以，這項新政策一旦真的實施起來，導師非倒貼不可。”
“這不是交不交錢的問題，而是方案制定者如何對待人文基礎學科的問題。”在包偉民看來，文科不像其他某些學科可以通過招生帶來實際利益，文史類基礎學科與其他應用學科差異很大，一般都沒有項目，就是自己做研究。別的學科招來學生可以幫助做實驗、做調查、做項目，但我們基本上是獨立研究。
浙江大學社科處處長羅衛東分析認為，人文學科之所以反彈較大，主要是因為人文學科研究生培養模式比較特殊，師生之間更像是傳統的師徒關系，老師本來就很少從學生那里得到相應回報，現在又要他們向學校交錢，出現反彈是可想而知的。
包偉民還表示，雖說學校讓導師出助研經費的考慮是為了“與國際接軌”，但文史類學科導師補貼錢培養學生的情況卻并非國際慣例，“前段時間，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訪問我校，我請教他們學校的做法，他說他們那人文基礎學科都是由學校給老師補貼錢，沒有想到在我們這卻倒過來了。”
包偉民說，正是基于這些，所以他不屑于申請“扶植”。綜合這些考慮，他最后決定發個聲明，“我當然知道政策不會因為抗議而改變，但這是在表明一個人的態度，表明我的不認同。”
引發校內對學術、市場和行政邏輯的爭論
包偉民教授的告考生書，在浙江大學內也引起了激烈爭論，有多個學科的教師參與進來，而討論的內容也已遠遠超出了事件本身。在一個博客上，該校社科處處長羅衛東、經濟學院副院長史晉川、經濟學院教授葉航等人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一位教授表示，帶學生從來都是學生交費，哪有教師交錢的道理？“這種方式進行下去，師生關系如何處理？會不會導致雇傭關系固定化？因為我招你進來是花了錢的，你就得替我老老實實干活兒！”
葉航教授在肯定改革方向基本正確的同時，對某些具體制度也有類似擔憂，他說：“以前許多博導就是老板，這種情況工科特別盛行，學生招得越多干活兒的就越多，現在老師要交錢了，我最擔心教師會更加明目張膽地把學生當成打工仔。”
還有些教師則擔心這筆錢會轉嫁到學生頭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師表示，在這個方案下，某些學院的大多數教師只會向學校申請“扶植”基金帶一個學生，還有極個別的甚至不帶學生。如果有幾個學生慕名投考，一定要拜在他門下，那這筆費用肯定只能由學生自己帶過來，導師不可能幫他出這筆費用。
但羅衛東卻不這么看，他認為，學校面臨的是資源約束，博士點很多，博士導師很多，在國家出錢的情況下，人人都想多招學生。如何來解決這個現實問題？引入這個“價格機制”是解決資源配置的一種嘗試。
浙大的這個改革方案，確實采取了種種措施，對目前社會反映強烈的導師招生過多過濫現象做出了反應，相關文件規定，導師每年招收碩士生一般不超過3名，博士生一般不超過兩名，每名導師當年招收的研究生總數最多不超過5名。
史晉川教授也表示，近些年研究生招生規模擴張很大，完全是因為有國家出錢，對導師而言沒有約束，讓大家都想吃免費午餐，導致培養出來的研究生質量不高。現在想改變這種狀況，就得控制導師的招生人數。
他說，很多世界著名大學，有科研經費的導師用自己的經費招收研究生是通行慣例，有的導師經費充足研究生也多。“我曾經訪問過美國和英國的數十所大學，基本情況都是這樣，現在最要緊的，是相關配套措施的進一步完善。”
這位教授還表示，任何現代大學都有學術、市場和行政三種邏輯在起作用，關鍵是學術邏輯應當在制度設計中居主導地位。想把3者分開或徹底排斥學術外的其他邏輯，是過于理想化的想法。他認為，當前的大學雖然學術邏輯還未居主導地位，但是肯定比研究生制度改革前有進步。
盡管如此，史晉川仍然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如果學校為人文基礎學科僅僅提供扶植申請這一個通道，改革的確是有點過激，“對待這些學科，學校需要設置其他一些減震閥。”
羅衛東也擔心，這個方案很難排除那種活動能力強但學術能力一般的導師，因為他們可以爭取到許多橫向課題，能支付起比較多的學生培養費，但招生就是為了干活兒，導師沒有能力和精力指導學術。
有關負責人：現在只做不說
羅衛東和史晉川不約而同地對一些參與討論卻不認真研究方案的老師提出了批評。羅衛東說，這些年的實踐告訴我，許多教師沒有很好地研究這個方案就開始發表議論，作為評論者或參與爭論者，首先應該研究這個方案，有的放矢，不能有情緒化的東西，太情緒化了對改革本身也不好，對整個社會發展形勢的判斷，需要所有教師都認真對待。
史晉川則表示，之所以有這些爭議，一是學校的方案解釋力度不夠，準備不充分，盡管有5個月時間討論，但多在校院層面；二是一些學院沒有召開導師大會來解釋答疑；三是一些導師平常自己不關心，等方案成形后卻破口大罵；四是對學生意見征求得不夠。
羅衛東總結說，“這個事件說明，任何一項改革，只要涉及個人利益，都需要多加慎重。”
但作為制定該方案的主要負責部門浙大研究生院黨委研究生工作部，有關負責人拒絕了記者的采訪，這位人士表示，現在只做不說。（記者 葉鐵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