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高考不僅牽動著億萬人的心，也慷慨地占據著媒體的版面。今年是恢復高考30周年，早在年初，一本記述1977年高考人的書就已問世。但這些重復的描述越來越體現出
記憶的選擇性，反而忽略了原始的答卷和現實的困境。
另一方面，以分數為準的高考制度已被理想的素質教育拷問了十年之久。飽受考分重壓的新生代已厭倦了父輩自戀式的回顧和說教。而嘗盡文化減弱考試無門的老三屆已整體到了退休年齡失去了話語權。取消高考的呼聲不時響起，由校長推薦上大學被當成一種新思路。其實，當年輕一代用新眼光探索未來之余，不妨稍稍回過頭來看一看經過歲月的沖刷透出本原的歷史。
本刊現刊登1977年12月11日北京市環保所工人閻陽生的答卷《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這篇作文當年曾因其“另類”而引起轟動，成為那個大變革前后的注腳。為了方便青年讀者，我們作了一些必要的背景介紹。
歷史背景
1977年，正是中國大變革前夜的膠著時期。三落三起的鄧小平自愿抓科技教育，首先從恢復高考這個不起眼的前哨戰，打開了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在此之前，1977年6月29日～7月5日在山西晉祠召開的第一次招生工作會上，心有余悸的教育界并未敢觸動文革中沒有任何文化考試的招生制度，仍沿用文革中“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十六字方針。
1977年8月8日，北京飯店，有關方面召集的33位專家和有關領導的座談會上，鄧小平一錘定音，從當年即恢復高考。隨后又親自在1977年招生方案中刪除了政審中唯成份論的“出身”條款，用簡明的語言概括為：“第一是看本人表現，第二是擇優錄取。”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恢復高考；10月21日，國務院批準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意見》；10月21日，新華社等各新聞媒體以頭號新聞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1977年12月，570萬披著一身黃土的考生從四面八方涌向各個考場，開始了歷史上競爭最激烈的十年一屆的高考。
得知恢復高考消息時，閻陽生正在北京郊區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磚剩瓦蓋廚房，以迎接第一個孩子的出生。從部隊復員回北京后，他分到環保所做收取廢水樣本的工人。1977年12月9日，在他前往北京110中學考場時，他的女兒已在他30歲生日那天出生。他參加理工科高考，最后一門語文考試是在12月11日，作文題目和文科一樣是《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
閻陽生：《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
再也沒有比嬰兒的第一聲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經進入中年了。這是個女孩兒，皺著眉頭哭著。大概她也像門口的那個護士一樣，不相信這個挎著書包、滿臉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父親吧。
常言道：人過三十不學藝。而我卻好像故意和年齡作對一樣，日夜埋頭在做十幾年前應做的事：投考普通大學。當然啦，鼓勵支持，冷嘲熱諷，各種反應都有。但是激勵我干下去的卻是這樣一件小事。
開春的時候，一些外國的技術人員和廠商要來修理一臺進口的色譜儀。這臺儀器已經好幾年沒有人動它，在角落里發著令人生畏的幽光。當它得以重見天日的時候，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日日夜夜，卻無法使它正常工作。由于在保修期，根據合同請原公司派人來修。
這些外國人幾天的檢修，機器正常了。而我既不知道它是怎么壞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好的。在和這些外國人的座談會上，在他們友好的外表下面，在他們彼此會意的眼神中，我感到他們無法掩飾的輕視，像針扎一樣。回家的路上，我和老陳——我們的技術員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在分手的時候，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慚愧呀！”我理解他的心情，作為祖國培養了這么多年的技術工作者，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了。在他的話里不僅有內疚，更感到一種力量。從這兒以后，我們不約而同地開始了一個鉆研學習的熱潮。我們的口號是：向“四人幫”討還時間，為祖國爭氣。而我更給自己立下了一個目標，要在一年里拼命拿下本行的專業和外語。
學習是困難的。眼前的線路圖像蜘蛛網一樣，而單詞忘的比記的快。在深夜，當我眼睛發疼，頭腦快要脹裂的時候，我也常想，何必呢！快30歲的人了。但我一想到那個外國人眼睛里流露出的嘲笑，便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用冷水沖沖頭，繼續看到天色微明。半年的時間，我雖然能捧著字典看說明了，但仍無法弄懂它的原理。有時，我想：如果能在學校里系統地學習一下多好啊！但馬上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那是有門路的人去的地方，再說，誰要你這個老學生呢？
所以，你可以理解，當我知道像我這樣30歲的人也可以有一次最后的機會考大學時，是多么的振奮了！我拿起學生時代的課本，好像看到了久違的朋友；當我用鉛筆解題的時候，就好像以往老師站在背后盯著我，心里撲撲直跳。開始我還不好意思把中學課本拿到單位去看，但我一想到那洋人的眼神，便一下拋棄了全部包袱。年紀大，水平低，并沒有什么可羞的，可羞的是關鍵時刻你拿不出東西來，丟祖國的臉。我很快瘦下去了。
母親，她是一個退休的教師，望著我深陷的眼睛搖著頭。但她總是在半夜給我端上一碗熱雞蛋掛面，輕輕地說：“別累壞了，哪能十年的功課一下子……”我感到她走了，卻給我留下了難言的溫暖和鼓勵。她是支持我的，但心疼……
考試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別人在圖書館里找到我，別說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媽住院了，我都不知道。當我沖進病房時，差點把阻攔的護士撞了個跟頭。我站在這嬰孩面前，那種驚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個第一次做父親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這疲憊的母親面前的另一種心情卻是別人沒法體會的。在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別說當個好丈夫，更不要說當個好爸爸了。我捏著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我應該干點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張開蒼白的嘴角：“你去溫書吧。”
當我回家攤開書本的時候，(窗外正飄下最初的雪花，)我想起了這一年。我感到盡管在家庭里我是這么不稱職，但我是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著：堅實、有力。我想，親人和這剛出世的姑娘會理解我的：不戰斗，再年輕也已經衰老；戰斗，再年老也會永葆青春。誰說人過三十天過午？我感到自己身上正復蘇著一股新鮮旺盛的活力。我感到自己年輕了，樸實了，振奮了。這平凡的，有時往往是枯燥的學習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談家討還青春的戰斗嗎？
文檔來源
此文錄自當年社會傳抄的油印材料。當年北京日報和其他報刊在發表時，作了一些改動。這也從側面折射了我們那個時代，現對照如下：
(1)“那是有門路的人去的地方”，此句發表時改為：“推薦上大學談何容易”。
(2)“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談家討還青春的戰斗嗎？”此句發表時改為：“不正是向‘四人幫’那伙害人蟲討還青春的戰斗嗎？”
1997年，中央電視臺曾到檔案館查找，但被告知那幾年的考卷已被銷毀。
考生情況
閻陽生其他科目的成績是：數學94分，理化87分。但他認為他們這批老三屆只是陪襯，考題太簡單不足以拉開分數以填補年齡的差距。所以他最終冒險一搏，以嬰兒在產房的第一聲啼哭開頭，寫出了那篇被民間稱為《不稱職的父親》的另類作文。
此作文由于評卷老師的激烈爭論而傳入社會，引起轟動。1978年5月30日北京日報首先全文發表，并以半版刊登作者文章《我們要珍惜青春之年》。以后海內外各報刊紛紛刊登此文和相關文章。1978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首先由林如、鐵成播送全文和張秉戍的評論《一篇獨具個性的好文章》。
但閻陽生的命運并沒有發生戲劇性的變化。1982年從北京建筑工程學院畢業后，他又回到環保所做助理工程師。1986年考入西德留學研修城市生態。1988年畢業回國，辭職參加創辦新大陸公司。1992年獲得高級工程師職稱，被招聘回北京科學院任業務處長。1995年調任全國工商聯宣教部副部長，以研究民營經濟為學術方向，評上教授職稱。后出任正局級總編輯、巡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