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84個建軍節。曾經在槍林彈雨中戎馬一生、為共和國成立甘灑熱血的老紅軍戰士們，或已漸行漸遠，或是風燭殘年，但他們的人生足以被歷史銘記，足以讓后人敬仰！據悉，依然健在并生活在山城的老紅軍，只有40多人，最年長者逾百歲。重慶晚報記者采訪了其中4位老紅軍，重溫他們血與火的青春歲月，并特此向他們致敬———

郭敬書

潛伏山城的“余則成”

盡管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親自讀書看報，但92歲的郭敬書老人，仍

故事

郭敬書1936年參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被秘密派往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監察院工作人員，其組織關系事后轉到了位于紅巖村的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由榮高棠同志單線直接領導。

當年，除了表面上每天都在國民黨監察院工作外，郭敬書每個月總要抽出一天時間，暗中前往南方局交納黨費、匯報工作和領取新任務———紅巖村南方局有棵陰陽樹分界，一邊進入八路軍辦事處，另一邊則進入國民黨辦公點。

在“國統區”的白色恐怖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必須十分謹慎小心，稍有不慎，就會招來殺身之禍———1944年的一個雨天，郭敬書不僅打著一把傘，還刻意帶了一頂帽子，把帽檐壓得很低以遮擋住面部，進入了八路軍辦事處辦完事。午飯后，郭敬書準備離開，卻被榮高棠拉住，帶到了一個人的面前———此人正是董必武。

“現在有個人一直在盯住八路軍辦事處的大門，你此時若出去，肯定會被特務跟蹤，身份必然暴露，我黨的地下工作就危險了！所以，你現在不能走！”郭敬書說，站在樓上透過窗簾掩護、順著董必武的視線望去，果然對面有眼線。

怎么脫身？“晚上，我會坐車進城，他們不會攔我的車，你就坐在我的車內和我一起出去！”董必武和辦事處同志謀劃了方案———于是，當晚，郭敬書跟隨董必武乘車離開。抵達人煙稀少的李子壩后，董必武指示關掉車燈，郭敬書趁機下車離開，成功脫險。

三大戰役之后，蔣介石政權搖搖欲墜，地下黨在國民政府審計部成立了員工福利委員會。受黨指派，郭敬書又來到南京國民政府審計部工作。南京即將解放時，為了防止敵人把審計部內的財產破壞或運走，他和同事借口防止前線退下來的散兵游勇搶劫員工家屬的財物，迅速把審計部家屬宿舍的大門用磚頭封閉起來，成功封存了審計部家屬大院內的三部小汽車，使其解放后成為了人民的財產，并圓滿完成了任務。

文化大革命期間，郭敬書曾一度被批斗為假黨員甚至特務。此事反映至北京，榮高棠回復“小郭，是真共產黨員”，這才恢復了他的名譽。

羅自鏞

與重慶人結成紅軍伉儷

如今，在老年公寓，不少老年朋友至今不知道羅老的革命生涯。他們只知道這位拄著拐杖、滿頭銀發的老人，特別愛唱諸如《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團結就是力量》之類的紅歌———“今年老年公寓排練唱紅歌，羅大姐親自當指揮、當老師，教大家唱紅歌。十幾首紅歌，她能一字不差、聲如洪鐘地唱完！”80歲的鄰居陶慧蘭對此佩服得五體投地。

照顧羅老生活的兒子溫后勝告訴重慶晚報記者，母親早已不愛再對人回憶訴說自己的紅軍生涯，她更樂于朝前看，比如聽新聞廣播、看文藝演出，甚至是聽超女唱英文歌。不過，只要電視熒屏出現了紅歌旋律，母親就會特別安靜，閉上眼睛隨歌哼唱，仿佛是在回憶自己的青春年代———“母親曾說：這些歌，是與他們生命相伴的歌，永遠都那么動聽和深情。”

故事

羅自鏞1936年參加紅軍。同年11月，曾在重慶抗日救亡運動高擎先鋒大旗的重慶學生界救國聯合會成立，羅自鏞負責聯合會的宣傳工作，并結識了后來的丈夫、負責聯合會組織工作的溫田豐（原名溫嗣翔），成就了一對紅軍伉儷的佳話。

溫田豐，祖籍重慶，年輕時投身革命，上世紀30年代初主編重慶《商務日報》副刊。溫田豐曾赴延安，并三次采訪毛主席。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正是溫田豐的入黨介紹人。

參加紅軍后，羅自鏞與丈夫溫田豐比翼雙飛，轉戰南北，先后參加了淞滬抗戰、淮海戰役、太原戰役的救護和后勤保障工作，后隨劉鄧大軍挺進大西南，回到重慶并安居于此。

蘇克

孤身勸降80個偽軍

90歲高齡的蘇克，是受訪的4位老紅軍中最年輕的一位。戎馬一生的他，盡管早已白發蒼蒼，但依然精神矍爍、聲如洪鐘，只是68年前受的腰傷，讓他坐久了就有些漲痛，不得不需要按摩一陣……

故事

1921年出生于山西的蘇克，1936年投身革命時，便在薄一波領導的犧牲救國同盟會擔任協助員、連指導員。

1942年5月，時任山西陽城四區區委書記的蘇克與10名戰士在暖站村遭遇數百日本鬼子。眼看躲無可躲，張排長端起槍朝鬼子掃射，并大喊：“兄弟們，給老子打！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賺一個！”頓時，機槍聲大作。鬼子還沒回過神來，就倒了10多個。然而，雙方力量懸殊，蘇克等人被迫撤退……期間，一枚迫擊炮彈落下，炸傷了他的腰，血流不止。

“當時，兩個戰士一左一右架著我往前跑！我們只有一個念頭‘快點跑’，并且約定：要是落在鬼子手里，就是相互打死對方也不當俘虜！”跑了一個多小時，蘇克方才脫險———此次戰斗，戰士犧牲4人，被俘2人；活著逃出來的5人中有3個負傷……

時至今日，蘇克仍忘不了撤退時殘酷的場面：一位子彈耗盡的戰士被四五個鬼子逼到墻角，仍憤怒地叫罵著，鬼子幾把刺刀齊刷刷地捅進了他的身體；勇猛的張排長英勇犧牲……

1945年4月，蘇克率隊逼近了80個偽軍把守的安陽炮樓———拿下安陽炮樓，就切斷了日軍的公路線，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炮樓里的兄弟們，日寇敗局已定，你們要認清形勢，起義投誠！”蘇克大聲朝炮樓喊，“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一個冤家多一堵墻！”

終于，樓上有人探出頭問：“你是不是蘇克？”蘇克覺得聲音很熟悉，反問：“你是不是便衣隊長張大才？為了這么多兄弟的性命，我想和你單獨談談！你若不下來，我可以上去！”

蘇克揣著一把上滿子彈的短槍和一枚手榴彈，獨上炮樓。事后，他說，當偽軍只是為了活命和混口飯吃，死心踏地當漢奸的人很少，只要曉以厲害，敵為我用完全有可能。

正是憑借超人的膽識和智慧，蘇克孤身一人進入炮樓，兵不血刃地勸降偽軍。安陽敵軍最后一個堅固的堡壘土崩瓦解，安陽一帶宣告解放。在這場戰斗中，我軍勸降投誠偽軍80多名，繳獲各式步槍38枝，短槍3支，日造手榴彈15箱及大量軍用物資。

顏本善

14歲扛起了紅纓槍

因為心肌梗塞，現年93歲的顏本善，已在市第三人民醫院住院近3年。陪伴他的，除了護工陳阿姨，還有每天一張《重慶日報》和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現在，顏老最愛看的就是讀新版《黨史》，并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此外，他還把很多報道國家建設、部隊建設的新聞，做成了剪報。

故事

顏本善，1919年8月生于四川南江，1934年2月加入紅軍時，他才14歲，扛起紅纓槍先進兒童團，后升任兒童團團長一職，再加入紅四方面軍，后來隨部隊過了三次草地，爬了兩次雪山。在川康地區迂回作戰一年多時間，顏本善身受三處槍傷。

長征之后，顏本善隨大軍到了陜北革命根據地，并轉戰陜南、冀東革命根據地，多次參加武裝斗爭，曾任陜南軍區督察等。1949年5月，顏本善被借調到鄂川陜邊界的鄖陽縣，做過一段時間的縣公安局長。“見了不少麻匪”，這經歷有點像是姜文電影《讓子彈飛》里的場景。不久，顏本善隨著劉鄧大軍入川。“當時，地方上的土匪、部分起義又叛變的國民黨士兵和潛藏敵特，乘我立足未穩之機，迅速糾集在一塊兒，組成了人數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打出‘反共救國抗糧’之類旗號，占山稱王，同我們展開了游擊戰。”一時間，幾乎川南各縣都有一兩股以上這樣的土匪，每股人數由幾十人至幾千人不等，其活動的中心目標便是竭力破壞征糧工作，以斷我生路。因此，要征糧就必須先剿匪。

顏老說，當時，西南局把這場以征糧剿匪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綜合斗爭比喻為第二次淮海戰役，他也直接投入到征糧剿匪第一線。重慶解放后，顏本善歷任南岸區法院院長、副區長、渝中區政協副主席，至退休。（記者 朱昕勤 實習生 陳樞 聶艋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