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數據走光“產業鏈”揭秘

　　部委干部吃頓飯賺萬元

　　去年5月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數據多次被泄露，而伴隨著今年年中一些“預言家”令人咋舌的“幾連中”，這一問題引起了政府高層的重視。

　　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通報了兩起泄露涉密經濟數據案件查辦情況，國家統計局官員孫振和央行官員伍超明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和六年，均被定以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

　　而據記者了解，機密如一份金融部委的工作文件，在出爐的過程中經手人員紛繁復雜，其價值甚于有些數據指標。這也平添了泄密的危險系數。

　　■和某些影星一樣，某些金融部委干部的飯局也是有價碼的，在飯局上只是談談對宏觀經濟和市場的個人看法，一些司局級官員每次就有五位數收入，可謂“一飯勝萬金”。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的這些圈中秘事掀開了“宏觀數據產業鏈”的一角。

　　■今年7月份開始，國家統計局調整統計數據發布方式，將數據發布時間提前。以減少數據泄露的可能性。

　　■有的涉案人通過和證券從業人員建立合作關系，利用證券機構從業人員指導其買賣股票，謀取利益。還有的通過參加證券機構舉辦的一些活動，比如講座、懇談會等等，獲取高額的講課費用。

　　■一名期貨從業者就表示，他們甚至不需要知道具體數據，只要聊聊天知道關鍵官員最近在做什么，對某件事情什么看法，就能馬上操作股指期貨獲利。

　　■北京市檢察系統人士對記者表示，售賣國家機關文件的現象也并不少見，有時一份經濟類文件能夠賣到40萬元到60萬元。

　　徹查GDP“早產癥”

　　統計局、央行兩官員已被判刑

　　據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李忠誠披露，今年2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對相關宏觀經濟數據泄露案件依法立案偵查。

　　目前已立案偵查6件6人中包括國家統計局辦公室秘書室原副主任、副處級干部孫振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貨幣金融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副處級干部伍超明，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均為證券行業從業人員。

　　根據案情披露，孫振在擔任國家統計局辦公室秘書室副主任及局領導秘書期間，于2009年6月至2011年1月，先后多次將國家統計局尚未對外公布的涉密統計數據共計27項，泄露給證券行業從業人員付某、張某等人。經鑒定，這27項數據中有14項為機密級國家秘密，13項為秘密級國家秘密。

　　伍超明在央行金融研究所貨幣金融史研究室工作期間，于2010年1月至6月，將其合法獲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統計數據25項，向證券行業從業人員魏某、劉某、伍某等15人故意泄露224次，經鑒定，上述被泄露的25項統計數據均為秘密級國家秘密。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判處孫振有期徒刑五年、伍超明有期徒刑六年。

　　誰是背后受益人

　　泄密案件背后確實有利益驅動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伍超明案還牽涉了一些券商人士，其中也有伍超明在學校結識的朋友。

　　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對于余下四名涉案人員的情況，除了他們的證券行業從業背景，國家保密局和最高檢人士沒有透露更多內容。

　　西城區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對孫振、伍超明等人的審理、判決涉及到國家機密，因此不會做公開審理，也不公開判決書內容。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鄭旭告訴記者，國家工作人員泄露國家機密有罪，而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也有明確的罪名規定。

　　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以竊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案是否涉及到行賄、受賄或內幕交易，目前也尚屬未知。

　　但國家保密局新聞發言人、副局長杜永勝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據有關部門在案件調查過程中反映出的問題，這起涉密數據泄密案件背后確實有利益驅動。“有的通過和證券從業人員建立合作關系，利用證券機構從業人員指導其買賣股票，謀取利益。還有的通過參加證券機構舉辦的一些活動，比如講座、懇談會等等，獲取高額的講課費用。”杜永勝說。

　　“跑部錢進”決非夸張

　　為買一份國家文件可花60萬元

　　合作關系、謀取利益、講課費用……官方披露的這些內容足以讓外界浮想聯翩。

　　對于數據背后的經濟利益，一名券商研究人士對記者表示，包括CPI在內的經濟數據不僅直接關系到債券市場收益率的變化，而且是政府未來經濟政策放松或緊縮的風向標，如果提前得到經濟數據，就創造了一個投機性交易的機會。

　　在有傳言1月CPI低于預期的2月14日，當時從債市可以觀察到，因投資者感受到數據低于預期可能會帶來緊縮預期弱化，投資者進場做多導致收益率下行。

　　投資者正是利用所獲數據與市場預期的差異進行獲利的。

　　如果債券投資者提前獲得的數據比市場普遍的預期樂觀，可先期購入債券，等待正式消息的發布；如果獲得的數據較市場預期悲觀，則提前賣出債券以控制風險。

　　一名曾從事過基金行業的人士也對記者表示，能提前拿到數據無論是對于券商還是研究員都有直接的利益關系。如果一家券商的研究報告總是能“猜對”宏觀數據，就可以獲得基金更多的“分倉”收入。

　　“跑部錢進”決非夸張。

　　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林姓高級研究員對記者透露，一些機構所聘請的經濟學家，也擔負著跑關系、拿數據等任務。

　　供求法則也適用于此。一名期貨從業者就表示，他們甚至不需要知道具體數據，只要聊聊天知道關鍵官員最近在做什么，對某件事情什么看法，就能馬上操作股指期貨獲利。和某些影星一樣，某些金融部委干部的飯局也是有價碼的，在飯局上只是談談對宏觀經濟和市場的個人看法，一些司局級官員每次就有五位數收入，可謂“一飯勝萬金”。

　　北京市檢察系統人士對記者表示，售賣國家機關文件的現象也并不少見，有時一份經濟類文件能夠賣到40萬元到60萬元。

　　文件經手人紛雜保密難

　　一個經濟數據要涉及21個部門

　　上述兩起案件的判決給更多的官員敲響了警鐘。杜永勝表示，這反映了一些經濟部門在重要的涉密經濟數據保密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據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數據要涉及到21個部門，而且時間也拉得比較長，整個這個鏈條也非常長。

　　記者從相關渠道了解到，一份金融部委普通的工作文件，其出爐的過程中會經過數道“眼線”。

　　首先，與該文件內容有關的，或者是擬推出該項制度的相關部門相關業務處室起草文件，并在業內進行小范圍調研征求市場資深人士意見。

　　其次，相關業務處室制定了該制度文件的草稿，其他涉及該制度文件的處室相關人士會開會討論該草稿，成文并呈部門主任等負責人會簽。

　　最后，該部門呈交該部委的分管領導，重要文件要上黨委會討論決定，獲準發布后經由辦公廳等新聞宣傳部門后期組織對外發布，同時信息中心等同步對外網發布，連機要打印室都需要協調一致速度。

　　這是較為順暢的一份文件的出爐流程，但很多文件常常會幾易其稿，部門之間會簽也會多次流轉，各部門相關經手人員不計其數，通常有大致登記但不會細到連送交文件的文秘姓名都要記錄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