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秀和丈夫黃鶴走在小區的路上。

　　“女博士后夫婦借高利貸做慈善”，一周前，曹明秀所發的求助微博廣泛流傳，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質疑聲：做慈善需要借高利貸嗎？為什么不量力而行？

　　記者順著曹明秀的求助微博探尋下去，發現這對夫婦所做的慈善，實際是在歐美和我國港澳地區早已多見的社會企業。但曹明秀夫婦卻舉步維艱。

　　辦企業、賺錢，然后用賺來的錢做慈善……這是一條很簡單的利益鏈。但在中國目前法律和各項監管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誰來監督這筆“良心利潤”？誰能給曹明秀夫婦想要的“信任”？女博士后夫婦的慈善困境，恐怕不僅是“受郭美美影響”那么簡單。

　　“我步行送您吧。要是有車，我早就當掉了，不會等到現在。”

　　11月15日，初冬的北京夜里，曹明秀和丈夫黃鶴為了感謝記者請他們吃了一頓“飽飯”，非要步行一公里送別。

　　之前一個小時里，曹明秀剛有氣無力地講述了她和丈夫一起經營的慈善事業是如何走入絕境的，而隨后趕來的黃鶴要了一瓶啤酒，大口大口喝著悶酒。

　　夫妻倆自嘲是慈善界里的唐吉訶德。他們不知道，“唐吉訶德”也要面對各種質疑：“為什么要借高利貸辦慈善？”“我們把錢捐給她，她用來做企業賺錢怎么辦”……

　　打包帶走半個烤饅頭片

　　曹明秀早已是個名人。

　　這位老家山東青島、畢業于北方交通大學財經專業的博士后，一年多前與丈夫黃鶴一起創辦日新汪唯基金。除了資助北京5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外，她還帶領女工興辦家政公司。而丈夫黃鶴也是個慈善名人。

　　但前不久，曹明秀突然在微博上求助：“一年半了，自從我博士后出站，每天好幾撥債主圍追堵截我的家，甚至半夜2點110也來了，我帶著孩子和老人，撐不住了！不后悔，但是很傷心！”

　　“我的先生為了農民工子女教育辦行知學校(2008年無償捐給社會)和農民女工就業欠債90多萬元，我不得不利用爸媽退休金幫他還了50多萬，還有40多萬債無法還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貸。”曹明秀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做慈善，用得著借高利貸嗎？”11月15日晚，記者在與曹明秀夫婦見面時，也帶著這樣的疑問。

　　“為什么要借高利貸？假如你再不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曹明秀疲憊中帶著急迫，而每一個記者的到來，對她來說仿佛都是一針強心劑。

　　距她發微博求助還不到一個星期，他們的辦公室已經關門了，他們為家政女工租的萬科·星園的宿舍，也因為繳納不起每月高達6000多元的租金，而收到了房東的逐客令。

　　在這之前，曹明秀夫婦負責補貼的5所農民工子弟學校126名老師，已經四個月沒發工資補貼了。

　　“我們是借了高利貸，利滾利月息能到40%，給老師發工資補貼，給家政女工們租房子。本來我以為能馬上還上，但是今年我們沒有拿到一筆捐款，尤其是在郭美美事件之后，我們這個基金資金鏈斷了，一分錢都沒有了。”

　　黃鶴感慨說，每到半夜，討債的人就會來敲門要債，他覺得自己更像是溫州跑路的老板。

　　說完，黃鶴把酒一飲而盡，自稱是慈善界的唐吉訶德。“過幾天，債主們還會來，可一些失去補貼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老師，也許不會再來了。”

　　雖然桌上最后只剩下一點點菜，但他們還是打包帶走了，其中包括剩下的半個烤饅頭片。

　　8個月沒有籌到一筆捐款

　　“假如汪唯先生沒有去世，事情遠不是這個樣子的。”曹明秀反復對記者說。

　　一年多前，一個偶然的機會，希望捐資發展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北京道亨公司董事長汪唯，與設計發展家政女工培訓計劃的黃鶴相識，很快兩人一拍即合。

　　“汪先生幫我提供家政女工培訓就業支持，我幫汪先生捐助并發展北京雨竹、明欣、東方紅、匯蕾和金榜5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

　　黃鶴說，按照他的設計，他在創辦一家具有慈善性質的社會企業。在他所設計的社會企業中，包含一個公益基金、一所家政女工培訓學校、一個家政社會企業。家政女工培訓學校的培訓是無償的，而家政企業是用來賺取利潤的，然后再用它賺的錢，去補貼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

　　這個類似公益企業集團的項目，當初設定分為三年完成，總投資600萬元，全部由汪唯先生捐贈。而先期投入200萬元，分別啟動家政女工培訓、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招募和工資補貼。

????啟動資金100萬元剛剛到位，汪先生卻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隨后的捐贈計劃全部擱淺。

????就在黃鶴與曹明秀四處籌款，試圖挽救這個慈善項目時，郭美美事件發生，讓汪唯慈善基金8個多月沒有籌集到一筆捐款，資金鏈條徹底斷掉。

????“我們就拿著這100萬元，然后自己又掏了100萬元來維持家政女工就業計劃和5所小學126名老師的工資補貼，每月的維護費用就超過10萬元。”曹明秀說。

????通過辦企業賺錢搞慈善，這在目前條件下，還是一種嘗試。而斷掉捐助的社會企業，只能獨自在商海里搏殺。

????黃鶴懂得，社會企業一旦開啟，它背負的就是一個持續要錢的慈善“深坑”。但他沒想到，他們這么快就陷入困境，然后借高利貸，最終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中。

　　“窮”慈善養的“富”企業

　　而曹明秀夫婦所面臨的困境，他們所培訓的女工卻是一無所知。

　　“我們從來沒住過這么好的房子，想都沒敢想過。”北京上元小區，一套140平米裝飾一新的宿舍內，已經上崗掙錢的河南濮陽籍女工張景芳和妯娌笑得很開心。

　　與一般的家政公司相比，曹明秀辦的農民女工培訓學校和家政企業是免費培訓、免費提供住宿的，而且住宿條件很好。

　　“我為什么要租這么好的房子呢？你看這些女工，她們以前住地下室，整天不見陽光，把身體都搞壞了。有些人說，只要她們掙到錢了，睡大街她們都愿意，這就是不尊重女工。我要她們快樂地工作，有尊嚴地生活。”黃鶴說。

　　讓張景芳高興的不僅是因為居住環境比大學宿舍還好，而且她上個月拿到了3600多元工資，比她男人在老家種三個月地的收入還高，這很讓張景芳揚眉吐氣。

　　按照當初的規劃，這些女工所掙工資的一部分，要成為北京雨竹、明欣、東方紅、匯蕾和金榜5所農民工子弟學校126名老師的工資補貼。

　　由“曹老師和黃老師”負責全國招募來的5名校長和126名老師，都要求持有教師資格證，并有大專以上學歷。他們每月從黃鶴手中領取300至600元工資補貼，這樣一個老師的工資能拿到1600多元，還包吃住；而校長則在原有的2000元工資之外，再領取2000元補貼，每月能拿到4000元左右的薪金。

　　陳老師是去年從河北應聘而來的一位農民工子弟學校老師，她很感謝黃鶴，但她說自己只是在為慈善“打工”，畢竟在北京也要生存。現在，她和其他老師都在等黃鶴夫婦的消息，如果工資降到以前的每月1200元左右，她就不干了。

　　此時，距離曹明秀夫婦斷掉工資補貼已經四個月了。

　　而這也正是黃鶴最擔心的。他說，現在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流失率每年達到50%—80%，全北京有170多所這樣的農民工學校缺少師資，有將近15萬適齡打工子弟的孩子等待念書。而唯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提高教師工資，留住他們。

　　“我的設計是，一個家政女工培訓出來，以現在每小時工資18元、每天工作8小時計算，我們從中每小時抽取3元錢，這樣1個女工每月為企業創造利潤就是720元，而20個女工產生的利潤就是14400元，這筆錢足夠一個門店的運轉，并且還有盈余去補貼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工資。”黃鶴對記者說。

　　可這些數字目前僅僅停留在紙上。根據記者粗略統計，雖然黃鶴目前開了兩處家政門店，員工有四十人，但僅在市區租用的女工“課堂”、宿舍以及辦公場所的花費每年就達30多萬元，而5所學校126名老師和校長的工資補貼，每月需要8萬元。

　　黃鶴無奈地說，由于這種商業性質的慈善組織剛剛出現，社會上認為這類組織可以賺錢而不愿捐款，銀行和投資公司則認為這類“企業”沒有高利潤而不愿投資。

　　“我總是在想那些即將失去老師的孩子，你能就這樣放棄嗎？”

　　誰來保住社會企業的“清白”

　　在這幾個月的風雨飄搖中，黃鶴曾向眾多企業求助，而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信任”。“他們擔心把錢捐給一個商業公司去賺錢，而賺來的錢沒有捐助給慈善事業。很多人更希望像陳光標那樣直接去發錢，這樣既保險，又有‘面子’。”

　　而郭美美事件的出現，無疑是雪上加霜。

　　“僅僅是公益性營銷，就出了郭美美這樣的事情，更不要說社會企業了，連審計嚴格的上市公司財務都可能造假，我們怎么相信社會企業的良心監管呢？”獨立學者崔志如坦言，目前公益慈善組織尚且缺少法律監督，更何況是剛剛出現的社會企業。比如社會企業打著慈善之名，利用社會企業資格偷稅漏稅、非法募集捐款進行商業投資，以及挪用和盜取公眾捐款，這些方面，僅靠公開賬目是遠遠不夠的。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主任王名很贊同社會企業的發展路子。他認為社會企業不應該成為一種道德“試驗品”，而應該在社會、政府、企業三者監督下，保證社會企業的“清白”。畢竟社會企業的規模不大，利潤方式透明，只要有法律規范和必要的監督，是可以信任的。

　　黃鶴曾經多次去社會企業發達的英國調研。他告訴記者，英國目前社會企業數量超過60000家。英國社會企業的年營業額達到270億英鎊，按照法律規定，這部分利潤絕大部分都將用于慈善事業本身。

　　但在各項制度和監管措施還不完善的中國，誰來監督曹明秀和黃鶴的這筆“良心利潤”？

　　即使能自證清白，黃鶴創辦的家政服務公司也面臨市場的各種挑戰，而在社會企業發達的香港和英國，社會企業的扶持更多依靠政府。

　　“在香港有一些社區工廠，幫助失業人員、殘疾人就業，這些人可以為本社區提供家政、保潔服務，或者生產一些本子、鉛筆等產品，而政府一般是社會企業的服務和產品的買家。”崔志如說。

　　就在曹明秀發微博求助后，共青團中央和中華慈善總會西部扶貧基金會有關人員找到黃鶴夫婦。中華慈善總會西部扶貧辦主任朱方園對記者說，之所以愿意幫助老黃，那是因為我們信任他。

　　而這次“柳暗花明”并沒有讓曹明秀夫婦有絲毫輕松，接連碰壁的他們早已知道，個人信譽或許能夠拯救自己一次兩次，卻不會長久地救下去。“我不希望我個人的失敗影響社會企業整體的聲譽，只是希望能走通這么一條路，讓后面的朋友走得更穩妥。”(記者張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