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甘肅校車發生的慘案，震驚了社會，震驚了中央。

12月11日，上午。國務院法制辦在官方網站上掛出“關于《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簡稱《條例》）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就校車的管理征求社會各界意見。

此時距溫家寶總理要求一個月內制定該條例的時間不到15天。在這足以彰顯國家決心的舉動前，許多人在遙想，校車終于可在這個春天滾滾而來。

中國校車真的能如人們所愿，即刻就能迎來春天？答案明

近幾年，盲目撤點并校，催生出了農村孩子“上學遠”，也催生出了校車，更催生出了校車事故頻發、校車奪命的悲劇。

應該說，政府對甘肅校車事故的處理不可謂不快，也不可謂不嚴。但在事故發生后，又接連發生了四起校車交通事故，其中有三起在農村。

農村需要安全的校車，可這安全誰來提供？對于這一問號，社會上下已普遍達成共識，要由政府主導，才能保證校車安全的長治久安。

然而，盡管《條例》中已闡明：“支持校車服務所需的財政資金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擔，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支持校車服務的稅收優惠辦法，由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制定。”

但是，在現階段具體方案還沒有拿出來之前，我們怎么辦？是任由甘肅似的校車事故再度發生，還是采取措施防患未然？答案不答自明。

可當人們討論校車安全時，總愛拿浙江德清的校車說事，投資2000萬元購買79輛校車，其中14輛仿美校車，更是德清成為“中國式校車”典范的核心故事。然而，作為中國百強縣的德清，去年的財政收入18。6億，教育經費支出3。8億。其教育經費已是許多縣的財政收入。據報道，德清縣去年校車的運營缺口是400萬元，這部分費用由地方財政補貼。

這是在富裕的浙江，其他地方，比如西北地區，類似甘肅正寧縣，有可能做到嗎？再看看中國國情，現在廣大農村學校，很多學生連擁有一本字典、一塊橡皮都是奢望，上課甚至連桌凳都沒有，正寧幼兒園為什么要改裝車？為什么要超載？家長們又為什么能長期容忍這么惡劣的校車存在？還不是因為沒有錢！就全國而言，正寧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也許有人會說，在《條例》出臺后，支持校車服務所需的財政資金也會很快落實。但是這一由中央和地方分擔的財政，很可能還是歸口在教育經費上。

然而，根據目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體制，是實行“分級管理，以縣為主”。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構成，只有8%由中央財政支出，另外92%則由各級地方財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縣級以下財政支出。相當一部分縣級政府財力嚴重不足，尤其是稅費改革后，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明顯捉襟見肘。

基于此，在廣大農村教育經費有限，同時又要保證孩子安全上學的前提下，如何找到一種政府投資最少，校車運營財政缺口最少的中國式校車安全模式，這恐怕是現實中最為迫切的事。

遼寧彰武縣主抓教育的副縣長說得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無論什么模式，只要是安全的模式就是好模式。”這句富有哲理的話，說出一個道理，即便是用撞壞悍馬的校車，但如果安全管理責任不落實、措施不到位、監管有漏洞，一樣會發生校車事故。

今年8月，教育部推出了6個校車運營管理模式，其中，最適合農村的是山東無棣和遼寧桓仁校車模式。山東無棣是民營企業投資2000萬元購買校車并承擔運營，政府每年財政補貼500萬元。而遼寧桓仁則是，縣政府出資260萬元購置12輛校園巴士，交由東方客運公司運營管理，政府再每年撥付給東方客運公司320萬元。

實際上，與德清縣同樣在校車上大名鼎鼎的寬甸縣，盡管其沒有列入到教育部校車試點名單，但其是我國最早被報道的具有“中國式校車”意義的縣，2008年縣財政出資240萬元，統一購買了12輛校車，交給東運公司來運營，只向學生收取象征性的車費，其余的費用，全部由縣財政補貼，算下來每年近200萬元。

其實，還有一個頗具國情的“中國式校車”模式，沒被大家注意，這就是彰武縣校車模式。據了解，這是目前規模最大，政府投入最少的一種。政府統一采購專業校車，由個人承包制的方式來運營校車。為了安全監管，政府投入90萬元，為每輛校車安裝了3G監控系統，并成立校車公司專門對172輛校車進行實時監控。在個人承包線路上，采取就本村運營的原則，就是承包者在本村運營校車，這樣即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運營者的責任心。其運行一年半的時間，沒出過任何交通事故。

講到此，我們又回到問題的本源，“中國式校車”說到底，是缺了安全的客車不行，缺了校車的運營管理模式也不行，兩者結合找到適合自己的，就像彰武縣父母官所說得一句話：“無論什么模式，只要是安全的模式就是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