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支柱

　　人物素描 楊支柱

　　1966年生，湖南臨湘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因超生遭解聘。曾創(chuàng)辦“問題與主義”網(wǎng)站、“學而思”論壇。近年文章常見于各報紙。

　　人物語錄

　　“發(fā)微博要飯這事，妻子是不支持的，她擔心我的處境會更加尷尬，也擔心我以后不去掙錢，靠施舍過日子。 ”——楊支柱

　　2月13日，備受爭議的超生副教授楊支柱發(fā)了一條名為“楊支柱要飯啦”的微博，向社會公開募捐。很快，該條微博被大量轉發(fā)。此前，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下稱青政)法律系有著近10年教齡的他，因為超生被學校解聘。他拒絕繳納24萬元超生罰款，并將北京市海淀區(qū)計生委告上法庭，兩輪訴訟下來，楊支柱敗訴，法院強制執(zhí)行罰款。

　　募捐為養(yǎng)孩子

　　雖然標題是“楊支柱要飯啦”，但看博文內容，他并非真正的要飯，而是“借錢”。“每份100元，多了不要，少了不要。將來用我自己寫的或編的定價100元左右的書還。”博文的最后，楊支柱附上了自己的銀行賬號和電子郵箱。并稱，自己不會公開捐助人的姓名、捐助金額和捐款具體用途。

　　早在他因為生二胎被罰款24萬元時，曾有朋友勸他向社會募捐繳罰款，可他一直拒絕。現(xiàn)在，他改變了主意，但他聲明，這是為了撫養(yǎng)孩子，而不是為了繳罰款。

　　早先，楊支柱起訴北京海淀區(qū)計生委的官司輸了，而且海淀法院蓋章的“社會撫養(yǎng)費”執(zhí)行通知書已經送到了他手中。他妻子35萬元的存款賬戶被強制凍結。

　　自從因超生被學院解聘，楊支柱就斷了主要的收入來源。雖然能夠靠寫稿賺些錢，但“妻子現(xiàn)在并未工作，而我目前的稿費收入大概只夠應付一半家庭開支，需要老本補貼，更需要老本應急，所以生計很快陷入困境。 ”于是，他就想出這個“要飯”的方法。

　　發(fā)完博文后，他又將文章轉到微博。截至2月19日23時，捐款總額已略超8萬元。

　　官司注定失敗

　　從2009年12月21日，二女兒若楠降生那天起，青政副教授楊支柱就開始成為公眾人物。因為超生，他被責成繳納240642元的社會撫養(yǎng)費，并被學校解聘。

　　2010年年底，他決定起訴海淀區(qū)計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里規(guī)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并不是“強制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而且相關法律法規(guī)中都沒有“違法生育”這個詞；如此高額的“社會撫養(yǎng)費”，顯然有失公平。

　　2011年1月，海淀法院判楊支柱敗訴，理由是海淀區(qū)計生委作出征收社會撫養(yǎng)費的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guī)定，征收額度也無不當。 5個月后，一中院終審維持原判。

　　對于這個結果，楊支柱告訴記者，不接受也沒有辦法，程序上是合法的，“但是判決的法律依據(jù)有問題。 ”

　　“賣身”未繳罰款

　　在2010年，楊支柱也曾有一次同樣引得廣泛關注的行動。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行為藝術”了一把，地點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

　　站在天橋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繳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后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元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

　　最終，“身”沒賣成，卻在社會引發(fā)了對其二胎事件的又一輪關注。

　　楊支柱說：“社會撫養(yǎng)費這塊，處理結果比我這個更荒謬的比比皆是。 ”根據(jù)他的調查，目前各地社會撫養(yǎng)費的收取十分混亂，收法復雜，彈性極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標準是6至40倍。 ”

　　雖然經歷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時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 ”楊支柱說。

　　知法犯法背后

　　楊支柱并非國內首位超生的老師，但由于他教授民法，又不愿意“管好自己的嘴”，才一下子讓自己的家事走入了公眾視野。

　　與楊相熟的學者丁東斷言，“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說是楊支柱策劃已久的。 ”他認為，無論是在懷孕前、懷孕中還是生孩子后，楊支柱夫婦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推動人口政策調整。

　　2010年4月12日，青政竇英才等5名教師就楊支柱生二胎受處分一事上書校領導，支持楊支柱“以言論和行動推進公共政策的改變”，并建議取消對他的處分。從而“為國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學做出獨特的貢獻”。不過，質疑、批判的聲音也不少。

　　楊支柱說，作為一名法學老師，自己一直尊崇“法的精神”，而不會去理會與之相悖的規(guī)定。“我是個普通人，我很正常”。

　　對于發(fā)微博要飯一事，楊支柱說妻子其實是不支持的，主要是擔心自己的處境會更加尷尬，“也擔心我以后不去掙錢，靠施舍過日子。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楊支柱說。

　　與丈夫稍有不同的是，妻子陳虹最希望在若楠6歲的時候，不再是個帶著“特殊標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樣，以普通中國人的身份進入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