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哈醫大一院”) 原本用于專家講學的學術報告廳，被臨時安排成為吊唁室，陸續有人手持鮮花進入。就在兩天前，哈醫大附一院醫生工作室內發生了惡性傷害事件，一名患者用水果刀追砍醫護人員，致一死三傷。

　　據目擊此事件的一名護士回憶，23日16時30分左右，日夜交班剛剛結束，突然聽見走廊有女聲喊救命，“我一開門，看見滿地都是血……一名男醫師趴在地上，而另一名男醫師面部血肉模糊?！?/p>

　　該院風濕防疫科副主任趙彥萍回憶說，難以想象自己當天接觸的那個患者竟然成為殺害醫生的兇手。

　　當天上午，同事鄭一寧帶著一名老年男子來找趙彥萍咨詢。這名老年男子的孫子是鄭一寧的患者，一年前強直性脊柱炎病發，曾在哈醫大一院住院一周，此次來復診，沒有掛號就直接找到鄭一寧。趙彥萍根據患者相關病癥判斷，該患者強直性脊柱炎已經基本痊愈，沒有必要用“類克”這種昂貴的治療藥物，而且告知其即使使用“類克”也需先治好肺結核。趙彥萍建議患者先去胸科醫院檢查。

　　當天下午，上午來看病的祖孫倆再次來到醫院找到趙彥萍，并帶來患者在胸科醫院的檢驗結果。趙彥萍認為，該患者的肺結核病經過前期治療業已好轉，但需要繼續觀察3個月，再進一步治療強直性脊柱炎。趙彥萍后來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時老年男子與她溝通得較好，并未產生矛盾，而患者本人一直在屋外等候。趙彥萍接待完該患者幾分鐘后就離開醫院。讓她沒有想到的是，那個患者離開半個小時后，又返回診室傷人。

　　哈醫大一院24日對此事的情況通報這樣描述現場：“16時30分左右，哈醫大一院風濕免疫科醫務人員正在緊張地忙碌著，這時，一名男子突然闖入醫生辦公室，掄起手中的刀，瘋狂砍向正在埋頭工作的醫務人員和實習學生，大家躲避不及，一名實習學生頸部鮮血噴涌?！?/p>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行兇后，又向自己身體捅了三刀，并逃至哈醫大一院門診部的急診室包扎傷口，當場被接到報警而來的警察抓獲。

　　公安機關提供的通稿顯示：“經初步審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供認，他因患強直性脊柱炎于2011年4月到哈醫大一院風濕免疫科住院治療。23日9時許，李某某乘火車再次來到該院治療。醫生經了解得知李某某患有肺結核，于是建議他先到哈爾濱胸科醫院(專治肺結核病)檢查治療。李某某做完檢查后再次回到哈醫大一院，將檢查結果交給醫生。因治療強直性脊柱炎會對肺部造成影響，所以醫生建議他應先治好肺結核后再行治療。李某某認為醫生不給他看病，隨即心生不滿?！?/p>

　　另據相關人士透露，李某某，內蒙古人，生于1994年5月，現年未滿18周歲，3歲父母離異，父親正在服刑，母親也不在其身邊，常年與他一起生活的祖父現患有癌癥。記者就其家庭狀況向警方求證，但警方未予答復。

　　據院方介紹，死者名叫王浩，男，今年28歲，內蒙古人，哈爾濱醫科大學09級碩士研究生，出事前剛剛收到香港中文大學博士錄取通知書。男醫師王宇眼部受傷嚴重，目前正在治療，略有好轉，另兩名醫護人員傷勢相對較輕。

　　目前，事發所在學校和醫院，都有學生和醫生自發組織悼念活動。

　　3月24日，中國醫師協會以“人神共憤，慘無人道”為題，發表聲明稱，中國醫師協會得知上述消息后立即和黑龍江省衛生廳、黑龍江省醫師協會、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取得聯系，除了要求嚴懲兇手外，還提到“政府職能部門切實履行職責保護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我們希望社會聽到這種呼聲”。

　　3月25日，哈醫大一院的一位負責人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該事件是單一的暴徒傷人事件，與醫患矛盾無關。

　　該負責人結合其了解的部分事實推測，犯罪嫌疑人可能以為，門診醫生搪塞其祖父，拒絕為其診病，耽誤了自己的治療，又加之祖孫兩人發生口角，遂趁祖父在賓館休息時，到醫院對面買了水果刀前來行兇報復。

　　很少有一條新聞后面的評論像這次這樣讓人覺得殘忍。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哈醫大一院”)發生患者捅死一人、致傷三人事件后，截圖顯示，騰訊網轉載的此事件新聞報道后面，竟然有4018人次在網站設置的“讀完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選擇了“高興”，而選擇“憤怒”、“難過”和“同情”的，分別只有879、410和258人次。

　　記者統計發現，4018人次占到了所有6161投票人次的65%。

　　中國醫學界人士專業交流網站“丁香園”在其官方微博中發布了這張截圖，并評價稱，“這幅圖一定會載入中國歷史”。

　　這條微博的數千條評論中，很多人都在表示震驚和心痛，有網友評論道：“這是比悲劇還要悲劇的悲劇”。

　　也有網友在反思：“悲哀，無語，當前醫患關系竟然到了這樣一個地步！”“明明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醫患什么時候卻成了對立階級？”

　　近年來，我國醫患之間的糾紛頻發，雙方的沖突頻繁走向極端化，從正常的醫患關系走到言語暴力、肢體沖突甚至發生惡性事件，醫患矛盾逐步升級的同時，暴露的是調處醫患矛盾機制的低效和公信力缺乏。

　　醫療血案的誘因

　　哈醫大一院的事件只是醫患關系緊張的一個極端案例，但卻不是個例。

　　3月24日，“丁香園”發布了一則《中國大陸近年惡性醫患沖突案例簡編》，該網站通過網絡檢索，從媒體公開報道中梳理出了從2000年至2009年7月的124起惡性醫患沖突案例。

　　據“丁香園”網站不完全統計，光從砍殺醫務人員事件看，僅2011年，全國就發生了10起血案。2012年至今又發生了3起。

　　就在哈醫大一院血案發生前一天，據西安警方通報，521醫院發生持刀砍人案，59歲的住院病人王昌玉因情緒失控，將其妻子及120工作人員等9人砍傷。

　　據新華社報道，2006年我國內地共發生9831起嚴重擾亂醫療秩序事件，打傷醫務人員5519人，醫院財產損失超過兩億元。

　　據《新京報》報道，2012年一項不完全統計顯示，北京市72%的醫院發生過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等“醫鬧”事件；77%的醫院出現過患者在診療結束后拒絕出院且不交住院費用的事件。

　　今年2月，廣東東莞市政府辦公室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我市醫療機構安全保衛工作的實施意見》，表示：“醫院保衛室可適當配備短棍、長棍、催淚噴霧劑等帶有攻擊性的裝備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況下使用”。

　　該文件還細化規定要求：“其中頭盔、盾牌、防割手套、強光手電、對講機等防護裝備要求做到每一班的保衛人員不少于人手一件，短棍、長棍(可制成魚叉狀)、催淚噴霧劑等帶有攻擊性的裝備以及防刺背心等可適當配備，供危急情況下使用?！?/p>

　　該文件出臺的背景之一是，2011年8月，東莞長安醫院有患者因為治療效果不理想，用菜刀砍死醫生一名、砍傷一名。

　　然而，這種將醫院建設成為“堡壘”的做法也引來了巨大爭議，許多評論認為這種做法只會惡化醫患關系。

　　醫患矛盾為何越來越突出？中山大學醫學院江麗芳教授認為，主要源于患者對醫方的信任不足。曾在湖北省中南醫院工作過多年的陳卓慧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民眾不了解醫院和醫生的真實情況，遇到問題時就會將矛頭指向醫生，且公眾對醫療技術期望值過高，如果死了人就會認為發生了醫療事故。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去年曾發生血案的同仁醫院副院長徐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稱：“醫療服務是高風險的行業，即便是規范、技術精湛者的手術也會有一定比例的手術并發癥發生。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一旦醫療糾紛發生，矛盾往往集中到醫院和醫生身上”。

　　而對于患者來說，醫生態度差，語言生硬，加上醫生收紅包、開高價藥成了公開的“潛規則”，使患方容易產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診療過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發生醫療糾紛。再加上有些醫療機構服務確實存在缺陷，醫療水平不高，操作不規范等，也經常造成嚴重后果。此外，醫患溝通不暢，醫方不尊重患方的知情權、選擇權，也是導致醫療糾紛的重要原因。

　　有時候，醫療糾紛只有很小的誘因，一名網友就在網上發帖稱，帶寶寶深夜看病，一次是因為拉肚子，一次是因為發燒，每次在醫院被折騰一晚上還找不到病因，且每次都被要求做全身檢查包括CT，而寶寶發燒在美國看急診時，只配了退燒藥驗了口水，“當時老公就差點和醫生打起來”。

　　緩解醫患矛盾的渠道公信力缺失

　　北京市民博律師事務所醫療事務部主任張文生律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醫患之間產生矛盾，解決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自行和解，達成協議；二是由調解委員會舉辦調解會，通過資料或雙方陳述給出調解意見，但這不具有強制性，如果一方不滿意就無效，“現在衛生部門搞的醫患仲裁，跟調解性質也差不多”；三是走司法訴訟程序。

　　60歲的董水金現在還在奔走著，從2008年起，他就一直在四處奔走。

　　家住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縣的他，2008年家庭慘遭變故，時年31歲的兒子董林波因為一起醫療事故成了“植物人”。

　　2009年5月，他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究當事醫院湖口縣中醫院與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療事故責任。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的相關規定，“需要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由雙方當事人共同委托負責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工作的醫學會組織鑒定”。

　　最先的九江市醫學會的鑒定結果為，相關醫院的行為“不構成醫療事故”。

　　董水金不服，提出再次鑒定申請。這一次，江西省醫學會的結論是該病例屬于一級乙等醫療事故，但醫方承擔次要責任。

　　雖然結論與九江市醫學會的結論截然不同，董水金依然不服，再次提出要求重新鑒定。2010年3月，中華醫學會鑒定也認定此事故為一級乙等醫療事故，認為兩家醫院應當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

　　事實上，相當比例的醫療事故糾紛后面，當事人都有類似的遭遇。醫療事故鑒定機構的公信力缺失，是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這一道防波堤的缺口，使得醫患關系經常由普通矛盾走向深化乃至極端。

　　董水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從2008年7月董林波遭遇事故，到2010年8月判決，其間經過了兩年多的糾葛。后醫院又提起上訴，過程艱辛而復雜。

　　北京市國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市律師協會醫療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吳俊律師說，醫方和患者在地位上并不平等，醫學會的鑒定專家都是從各個醫院抽調來的，醫療系統對鑒定的壟斷，對患者來講很容易失去公正。這一方面確實引發了許多鑒定上的明顯不公。另一方面，不論鑒定結果如何，患者也都會天然地懷疑鑒定的公平公正性，“都是一家人”的想法根深蒂固，鑒定的公信力沒法在民眾心中確立。

　　在吳俊看來，只要鑒定組織與組成人員不能做到實質性的中立，這種公信力就很難確立起來。

　　據媒體報道，今年兩會期間，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錢鋒就表示，醫療糾紛以及事故認定的專業性較強，法官也無法獨立判決，只能依賴于醫療鑒定。但對同樣的醫療事件，不同的醫療鑒定機構做出的鑒定結果不會完全一樣。醫療鑒定結果不權威，讓法院無法做出判決。

　　司法公正是社會公平的最后底線，對于醫患糾紛也是如此。相當比例的醫患糾紛最后都走了司法程序。

　　在張文生律師看來，醫患官司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在于周期很長，幾乎是所有案件類型中耗時最長的，“一般我們的醫療案子都是按年來算”，一個官司下來一兩年是常事。吳俊律師也說，醫患官司在北京一般要一年半，外地有些機構排號都要一年半，“和普通民事案件簡易程序三個月、普通程序六個月沒辦比”。

　　吳俊說，時間久了就容易產生問題，比如醫療資料的收集保管都是由醫院負責，“它怎么寫怎么改不知道，這個已經說了很久了，也無法解決。到醫院拿病歷，按證據規則，患者有異議要提供相應證據，但患方很難掌握到病歷資料，很多時候只能憑記憶，而記憶在法律層面上很難獲支持。相互之間爭執就會拖很久”。

　　事實上，醫療官司中，令人絕望的辦案效率，經常使得糾紛失去了暢通的化解途徑，從而導致極端事件發生。如2011年9月北京同仁醫院發生的患者王寶洺砍殺喉科主任徐文事件，2008年7月王寶洺就選擇了訴訟的方式來解決此事，2008年8月第一次開庭審理，然而，該案3年多仍未結案，使得他一提起官司就暴躁、發怒，最后釀成了悲劇。

　　董水金在打贏官司后，還要求追究當事醫生刑事責任。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2011年6月22日立案，但直到現在沒有任何結果，“我找了主管局長，打了很多電話，他們一拖再拖”。

　　如何重建和諧醫患關系

　　哈醫大一院血案發生后，醫療系統很多人表示關切和痛心。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在微博上稱：“噩夢再次發生了！醫生有什么罪也不可能遭到如此的遭遇呀！人的尊嚴何在？醫生的尊嚴何在？生命的尊嚴何在？法律的尊嚴何在？”

　　更多的人則為社會大眾面對醫患血案的叫好聲感到失望。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副主任醫師吳慧娟在微博上寫道：“痛心，和我們一樣懷揣著夢想的年輕人就這樣走了；懷疑，我們每天全心全意想著的人，可能有50%以上對于我們的死持高興態度？！”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張泉靈則稱：“哈醫大發生砍殺醫生事件，讓人唏噓。他們從事的是高風險職業，他們每天面對承受病痛的不快樂的人，他們是有問題的醫療醫保體制的替罪羊，他們的灰色收入話題被放大到遮蓋住他們的敬業付出的努力。如果偶爾出現的偏執狂，還是他們需要面對的風險，但此時的叫好聲就是他們不能承受之痛了。”

　　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章蓉婭更是在微博上稱：“有不少高三學生咨詢我要不要學醫的事情，還有不少的醫學生咨詢我畢業后要不要繼續做醫生。為了不誤人子弟，我真想大喊：珍愛生命，請勿學醫！要有尊嚴，請勿學醫！”

　　面對血案和頻繁的醫患糾紛，究竟該如何應對？

　　張文生律師認為，事件頻發，關鍵在于協調處理機制失去公信力，如果醫療事故鑒定機構的公信力更高一點，如果醫療事故訴訟案件不會變成“馬拉松訴訟案”，如果醫患雙方在信息上更平等一些，也許就不會發生這么多慘案。他認為，應從鑒定組織與鑒定人員的獨立超然地位、明確鑒定人和機構的責任等方面，重建醫療事故鑒定的公信力，同時努力縮短醫療事故訴訟案審理時間。

　　全國政協委員、同仁醫院副院長徐亮在今年兩會的政協提案中提出建立第三方賠付和咨詢機制。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比較理想的醫患關系應該包括五個主體：醫院、醫生、患者、賠償方、咨詢方，從而保證信息的平衡。發達國家一般由保險公司或者再聯合醫師協會作為賠付方。發生醫療糾紛，患者不會鬧醫院，而是找第三方賠付者進行理論，獲得賠償?！?/p>

　　“丁香園”創始人之一的周樹忠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醫患糾紛走向暴力，也是社會情緒的一種折射，跟整個社會環境有關。他認為，任何單方面的改變都不起作用，一定要有系統的改變、重新構建醫患關系才會有改觀。事實上，如何打破現有的醫患糾紛調處機制，同時緩解醫患之間的緊張、焦慮、彼此怨恨和彼此不信任情緒，重建和諧醫患關系，將會是一個持續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