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興路上的一棟老房子，如今被房產中介打上了“文化牌”，聲稱是“康有為故居”，要價1000萬元左右。這究竟是不是康有為故居？中介言之鑿鑿：“弄堂門口立著銘牌呢‘康有為海上歸隱處’。 ”康有為故居也能賣？在大多數市民看來，這事有點蹊蹺。最近，也有媒體記者辟謠：僅是舊址，并非故居，也非文物保護單位，但門口那4棵廣玉蘭樹，可能是康有為親手所植。不少人，想起了前不久北京的“梁林故居被拆”。

????名人故居，是不是都一味要保護？究竟應該怎樣理性認定？保護與開發又是否可以探索多樣化路徑？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董保華近日表示，各地文物部門要準確掌握名人故居的真實價值，做到依法求實保護。名人故居如何認定，如何保護？其中還有不少問題。

????因為“康有為”貴了一倍多

????據中介介紹，房源是去年就掛牌的，業主不在國內。中介們所稱的“故居”，指的是這一幢灰綠相間、掩映在幾棵廣玉蘭樹下的四層民居，位于泰興路中華新村內。掛牌出售的，僅僅是這小區中普通的一間，面積168平方米，要價1000萬元左右。每平方米售價約為59524元，與附近的全新商品房價格相差無幾。中華新村內另有一套28平方米的使用權房屋待售，售價僅為每平方米兩萬多元。“據我所知，這1000萬元的價格明顯高了。”靜安區文史館館長楊繼光告訴記者，而中介依舊堅稱：“文化價值高。”在靜安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網站上，中華新村的房屋性質是“公房”，進行交易的應是使用權而不是產權。一般情況下，使用權房的交易價格比同地段商品房要低不少。

????名人故居買賣原是炒作

????楊繼光介紹，康有為1914年向盛宣懷租住上海新閘路16號辛家花園，1921年元月遷出。如今的中華新村，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由盛宣懷家人主持改建的里弄住宅，早已不是當時的房子。

????“我們所說的‘故居’，一般是指名人出生和死亡的地方。”楊繼光說，名人住過的地方，最高級別是“故居”，其次是“舊居”，但也要符合“居住期間發生過重大事件”的條件；其它的，只能算作有“故事”。

????距離“康有為海上歸隱處”不遠，便是“沁園村”小區，當年阮玲玉在這其中一幢洋房內自殺。“沁園村”門口，有一塊“阮玲玉故居”銅牌，這幾排奶黃色的花園洋房，已經列入靜安區的文物保護單位。

????據同濟大學副校長、城市規劃專家伍江介紹，若一棟建筑列入各級的文物保護單位，便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簡稱《文物法》）保護，對其買賣、改造以及處罰都有明確的規定。而在《靜安區文物工作手冊》里，記載了“靜安區不可移動文物名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處、市級19處、區級6處，另有登記不可移動文物28處。所謂“康有為故居”所在中華新村不屬于以上任何一種。

????所以，以“康有為故居”為名義的買賣，只能算是商業炒作，“我們沒法監管，因為它是法律框架內的正常交易。”楊繼光說。

????有法但卻無法保護故居

????究竟怎樣的建筑和住宅，算得上是名人故居？記者查閱《文物法》及相關法規，對“名人故居”并無明確規定。

????這一認定標準，“不應該完全交給文學、歷史或是建筑專家，更需要全社會的參與。”伍江說，“但無論如何，應該盡快出臺統一的認定標準。”

????據介紹，我國1961年制定《文物法》時，考慮主要是“可移動文物”的保護，而之后考慮到大量“不可移動的文物”，主要是建筑類的房屋、墳墓、遺址等，便開始分批設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允許省、市、縣各級設立文物保護單位。但隨著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發掘出越來越多的不可移動文物，于是《文物法》修訂中，提出了“登記不可移動文物”的概念，即將有價值的不可移動文物登記在冊，前不久在北京引起軒然大波的“梁林故居”便在其中。

????“但這個名單越長，文物保護卻越來越被動，因為雖然已經‘登記’，但卻不是文物保護單位，不受《文物法》保護。”伍江說。

????所以，即使將某名人故居認定為“登記不可移動文物”，若真要保護起來，卻還急需法律法規的完善和整合。

????多管齊下完善文物保護

????伍江表示，保護故居和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名街等，不僅需要法律的整合，還需要文物保護部門、文化部門、建設規劃部門的政府職能整合。“上海曾出臺《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上海規劃局也曾設想‘規劃保留建筑’，在規劃審批等方面設立門檻，至少讓有價值的建筑和住宅不被輕易拆掉。”伍江說。

????據楊繼光介紹，靜安區已建立了完善的文物保護網絡系統，相關社區都有文保委，有專人或培訓過的志愿者負責。如發生房屋結構變動，會在第一時間通知文史館。“如果文物建筑的使用者是單位，那我們也會與之簽保護協議，要求進行原汁原味的保護、修繕，包括消防等。錦江集團的馬勒別墅就是這樣。”楊繼光說。

????至于，市場對保護名人故居的作用，上海的新天地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開發商既保護了建筑，也保留了歷史文化特色。伍江說，“但若要將文物保護完全交給市場，是不可靠的，政府應當明確自己的責任，適當地引入商業機制，并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