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安利波的父親安繼富說，他對照管兒子有心無力。

　　“我怎么看？他這么大個人，我整不住他。”安繼富抱怨道，但這些話并沒得到在場民警的重視。

　　安繼富告訴記者，這是事發前當地警方與安利波的唯一一次接觸。對此警方沒有回應。

　　當地警方只告訴記者，安利波在京殺人后，當地派出所所長被免職，部分警員被停職。

　　民政部門毫不知情

　　政策規定，民政部門等應加強對精神

病人管理，當地民政部門說公安機關未通知他們

　　即使安利波并未被確診為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他仍要接受嚴格的監控。

　　《黑龍江省監護治療管理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條例》規定，確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監護人負責對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就醫，而其所在的居委會、村委會以及衛生、民政等部門都應加強對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療，預防其危害社會治安。

　　安繼富也曾將治愈兒子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當地政府能出點錢給他治病嗎？或者管管他。等他好了，再打工還錢給國家?！卑怖^富說。

　　這種救濟的渠道本已開通。截至2011年8月，黑龍江省已設立哈爾濱、大慶等七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示范區，并指定了7家公立醫院和基層衛生機構一同承擔危險行為重性精神病病人應急處置任務。

　　按照《黑龍江省2011年公共衛生專項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項目實施方案》規定，危害社會治安精神病人，指定醫院和鄉鎮衛生站需要將其信息記錄在冊，并進行每年四次的隨訪管理，同時有藥物、住院治療方面的費用優惠或補助。

　　按照程序，進入這樣的精神病院，應由豐強村村委會將名單逐級上報至肇州縣民政局，由民政局申請，經市級民政部門批準后，由規定的精神病院接收。

　　然而這些均與安利波無關。盡管村民大都知道安利波存在精神問題，但豐強村村支書徐建國堅稱，他是今年7月看到新聞才知道安利波在北京殺人，此前并不了解他是精神病人。

　　豐樂鎮民政科工作人員也稱他們不了解安利波的情況，因此也無法幫其申請精神病示范區的入院優惠。

　　“安利波是戶在人不在，且當地派出所也沒有告知他的情況?！必S樂鎮民政科工作人員說。

　　肇州縣民政局也稱，不知道安利波的存在。但即使民政局得知，安利波也很難入院接受治療。

　　肇州縣民政局救濟科介紹，能夠收治精神病患的醫院床位十分稀缺，申請后需層層審批通過，這是一段較長的等待時間，除非病患確診有較大社會危害性。

　　對于這些可能的救濟手段，安繼富無從知曉。

　　在李玫瑾看來，對于安利波一類有過危害社會行為的精神病人，盡管司法量刑從輕，不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后續的監管卻無法跟上。

　　“因為缺乏強制性的法律法規，相關部門可做可不做，一旦此類人回家，基本就失控了?！崩蠲佃f。

　　無力的最后圍欄

　　兄嫂沒有時間，父親沒有精力照顧一個成年精神病患者，安利波的離家也未被阻止

　　在公安機關的監管和民政部門的救助缺位后，安利波的家人成為看管他的最后一道“圍欄”。

　　但對安家人來說，安利波的回歸給家庭增添了難以承受的負擔。

　　“我們沒法一天24小時跟著他，也沒法一直養著他?！贝笊┘緛喚暾f。

　　季亞娟和丈夫過著候鳥式生活，農閑時外出打工，農忙時回家種地，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弟弟。

　　愿意管安利波的只有他63歲的父親安繼富，但他已力不從心。他曾打算把安利波送到私營精神病院治療，但一年至少6萬元的醫療費令他止步。他一月只有幾百塊錢的收入。

　　在回大慶后的一年時間里，安利波也曾多次前往大慶城區打工，一去就是20多天，替人送水、跑腿，干些體力活兒。

　　這些行為得到了家人的默許?！跋牍芤补懿涣?，攔不住他?！卑怖^富說。

　　某些時刻，安繼富又覺得兒子已痊愈了，是正常人。

　　在大慶看林場時，他曾帶安利波一起去附近的凈覺寺玩。寺廟里的功德箱裂了縫兒，幾枚一元、五角的硬幣漏了出來，安繼富蹲下去要撿，被安利波一把拉住：“別人的錢，怎么能要？”

　　但這些平靜時刻轉瞬即逝，因為未接受治療和服用藥物，安利波時常進入焦灼、狂躁狀態，還經常有幻聽。

　　幾乎每個夜里，安繼富都能聽到安利波輾轉反側的聲音。安利波還抱怨：“總覺得后邊有人在攆我似的。”

　　安繼富對此并未十分在意，他將原因歸結到兒子不能自制。他反復告誡安利波：“你有病，你的大腦，得控制點，不能老瞎想。”

　　但安利波急了起來，嚷嚷道：“你說我怎么控制？”

　　7月14日，安繼富向新京報記者回憶起這些安利波犯病的印跡，他后悔自己沒多照顧兒子一些，并讓他輕易離家到外地去。

　　他清楚地記得兒子離開家時的情景。

　　安利波拎著大紅色的旅行包，“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了，像再不打算回來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