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思考:國情與使命
國情決定方略，方略明確使命，中國步入科學發展的新空間
“２１世紀誰來養活中國？”曾幾何時，這一質疑成為不少人心頭的巨大問號。
占世界近１／５人口的中國，卻僅擁有世界不足１０％的耕地。當很多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信息化時代，中國仍然離不開“農”字當頭，“民以食為天”始終不能放松。
金秋十月，玉米豐收時節。走在老家山東萊州的試驗田里，“玉米大王”李登海喜上
“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人手里。”十多年來，李登海不斷創新推廣“超級玉米”品種，讓每畝產量增產１００多公斤。
２００５年４月，加拿大“藍色夢想號”貨輪將４．３萬噸小麥運抵深圳赤灣港，世界糧食計劃署對中國長達２６年的無償援助畫上句號。
十年來，中國牢牢守住１８億畝耕地“紅線”，取消千年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推動科技創新……實現了糧食生產“九連增”。
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答案。
但這絕非一次性回答，畢竟我們還遠非農業強國。
農業發展如此，經濟社會發展亦如此。聚精會神搞建設無疑是改變中國國情的重要途徑，一心一意謀發展無疑是時代賦予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使命。
十年來，中國的發展方式正在顯著改變。
遼寧阜新海州露天煤礦遺址，至今仍在升騰煤矸石自燃的縷縷白煙，仿佛是一個歷史老人在無聲訴說著曾經的興衰－－
十年前，開采近半個世紀的阜新煤礦進入枯竭期，整個城市也陷入了“恐慌”：２０００年全市經濟增速僅為０．２％，３７萬產業工人中下崗者就達１３萬。
資源相對不足、環境容量有限，成為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的新特征。阜新的遭遇折射出中國面臨的制約困境：
“地大物博”曾是古老中國的自豪宣言，但如今的中國，隨著人口增加，已經變成“地大物薄”，發展也是“左右為難”：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面資源耗費巨大，沉重的環境代價如影隨形。
國情在變化，認識在深化。
基于對發展特征和時代方位的科學判斷，２００３年，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明確提出“樹立和落實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從此，“科學”成為發展這面大旗上鮮明的注解。從“快字當頭”轉為“又好又快”，中國共產黨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治國方略發生了深刻變化。
十年后，阜新在踐行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煥發出勃勃生機：第二產業比重提高１１個百分點，煤炭比重卻降低近１７個百分點；空氣質量二級以上天數由１４４天增至３３７天，煤矸石堆積而成的山頭披上了綠裝……
治國方略的轉變，成為改變國情的歷史契機，也成為使命必達的不二選擇。
從“十一五”首設節能約束性指標到清理整頓鋼鐵、水泥等高耗能行業，從實施京津風沙源治理等系列生態工程到出臺１７００億元節能減排計劃……２００５年以來，中國單位ＧＤＰ能耗下降２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顯下降。
昔日的“黑色發展”之路正在遠去，中國正走上“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綠色發展”之路。“綠色發展”已經納入“十二五”規劃，一個整體的綠色生態輪廓正在形成。
治國方略的轉變，使傳統增長方式有了新轉變，拓展了發展的新空間。
像寧夏石嘴山眾多涉煤企業一樣，２００３年才建廠的常能達焦化公司很快嘗到了“來錢容易”的甜頭。不過好日子沒幾年，國際金融危機又令煉焦行業陷入銷路困境。
困則思變。２０１０年，常能達公司開始敏銳地將目光鎖定開設片堿、碳纖維環保材料生產線。“一年生產３０萬噸焦炭，產值不過４億元；而生產５００噸碳纖維，產值就達２億元，關鍵是銷路好，污染少。”公司總經理耿吉祥真切體會著轉型的好處。
治國方略的轉變，使民生得以優先，使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