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高曉松現在的個人事業實在五花八門。他熱熱鬧鬧地當選秀評委，被形容成“萬能膠”。他在微博上什么都扯，還整出個“高曉松體”。最近的動作則是在優酷錄制每周20分鐘的脫口秀節目《曉說》。節目人氣不錯，網絡點擊率節節高升，他又順勢精選節目內容，印成文字，推出新書《曉說》。

　　《曉說》就是高曉松對著鏡頭，手托著下巴，自說自話，點評當下熱點。有人說高曉松不務正

業，高曉松卻說這是自己從前就有的理想：“我其實最夢想的職業就是當門客。”現在再出了本書，他說是給所有人當“門客”。

　　高氏說書

　　高曉松沒說謊。早在2000年，他就出了一本書，叫《寫在墻上的臉》，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理想職業”：“無限向往三千門客吃閑飯，最好公子還有三千姬妾其中有個把多情烈女的年代。沒戲了，公子早沒了就剩兒子了。”

　　同理，他想當門客，但社會早就沒有那個需求了。今年3月，高曉松的網絡脫口秀節目《曉說》正式在優酷上線，名字是韓寒幫著取的，宣傳文案里寫著：“一不當公敵，二不當公知，一切只因閑來無事小聊怡情。上說星辰滿月，下說凡夫走卒，動機絕不無恥，觀點絕不中立。”

　　第一期節目，揭秘奧斯卡有個怎樣的“圈子”和美國的“游說”制度；接下來聊音樂，說“漢人無音樂都怪老祖宗”—因為“絕不中立”，所以說出來的聽起來的確足夠“偏激”，一時引起轟動。隨后，《曉說》捷報頻傳，每期都有驚人的點擊率，成了網站的一大品牌。

　　高曉松自認，這就是在實現自己久遠的“門客”理想：網友們變成了他的“公子”，而他只管給眾多的“網友公子”們扯淡。他自稱做節目的時候沒有撰稿，想到哪兒說到哪兒：“一直跟節目組建議開放拍攝區，開放給觀眾看。到現在還有人懷疑有人給我撰稿，說我在念稿。你要是在那，就知道我沒有稿子。”

　　他太喜歡現在這狀態了，甚至拒絕再找一個搭檔一塊兒說：“兩個人就壞了。我在這說，他再說的話，我就忘了。說到這里，我就岔到那里了，又漫談到其他地方去了。”

　　高曉松在《曉說》里講的歷史，幾乎都是“野史”，他甚至把杜十娘這樣杜撰的人物拿出來說事兒，因為他對“正史”有懷疑：“真正的正史例如二十四史倒不一定是真的，那都是根據統治者的口徑寫的。所以，歷史除了人名、地名、時間是對的，事倒不一定是對的。但你看小說，里面除了人名不對，其他都有可能是對的。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看歷史，就不但要看正史，而且要把正史里面、因為修史人的觀念以及當朝人的想法帶來的所有的杜撰都拿掉，再看一定數量的小說、詩文、樂府，才能明確真相。”

　　高曉松甚至有意拿掉了關于歷史的“精確性內容”：“真的歷史學家來了，會把我罵死，因為我總是偷各種巧。”一個20分鐘的節目，他選擇講出“大部分”的全貌，舍出小部分的細節。“反而我這樣講，大家對某些時間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解。如果按學術上的講法，把一些東西分成碎片，清朝還要分成康乾時期和什么時期，最后你對清朝就沒有印象，還不如我這樣說，清朝是個什么樣。”

　　獄中的“唐宋生活”

　　從前的高曉松很輕狂，他自己都承認，曾經穿著睡衣接受電視臺采訪。他也有理由輕狂，出身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受到過良好教育。不識字的時候就開始背古文，記住的全是發音。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四中念，上課的時候就坐在講桌一側：老師忘記了哪句，他負責提醒，像個“書記員”。在中學是校刊主編、詩社社長，還組樂隊。當詩社社長的時候，社員都是語文老師，每期他出韻，老師們負責往里填字。

　　后來超過分數線20多分考進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系主任是自己的舅舅，“上學”對于他來講，只是走五分鐘的路，把被子從家里拿到宿舍。因為不喜歡這樣被家人監視的大學生活，也不喜歡家人為自己挑選的專業，最終高曉松從清華退學，直接去了北京電影學院讀導演系。

　　沒能如愿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研究生后，上世紀90年代初，高曉松闖進了剛剛起步的中國廣告圈。當1993年，大地唱片的黃小茂經沈慶介紹找到高曉松時，他已然是個成功的年輕商人。

　　順風順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為醉駕入獄而終止。現在，高曉松絲毫不介意談論這段經歷，他說自己甚至感激這段經歷。“我出獄已經一年多了，那個（入獄）應該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為沒有手機捆綁，這個東西太討厭了。我覺得那個是老天安排的。”高曉松說。

　　入獄前，高曉松已經有“電話恐懼癥”：“誰給我打電話我恨誰，你憑什么給我打電話？我讓你給我打電話了嗎？憑什么要你選擇打電話時間？我覺得特別不自由。”因為醉駕入獄半年，被他形容為像綁在一個車上往前沖，最終強制下車。

　　“那半年也沒有網，也沒有手機。只有特別高的房頂，有六七米高，那個燈，永遠24小時不關—因為怕黑了以后出現惡性事件。處在一個連時間流動都感覺不到的地方，就特別好。”高曉松剛進去的時候，因為不知道幾點，很慌張，就用水瓶做了一個滴水的計時工具。看《新聞聯播》的時候，量好半小時的水量，自己數著水滴過日子。

　　“后來大家說你干嗎要知道兩點一刻？三點五十？我說我剛進來不習慣，我總覺得時光荏苒，一會兒就出去了。獄友說早著呢。后來就不著急了，感覺很自由。”

　　高曉松開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奮斗”的事情了。原來在生活中看點金庸都覺得自責，結果在獄中成了“隨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還自責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還看了大英百科全書，自己試著翻譯了一本書。“特別自由，看書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師的想法。讀書也特別愉快。跟人談事也是一樣，各種各樣的人，文盲、孤兒，而且也不著急，談話也沒有限定時間。那真是特別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會為吃什么發愁，在獄中，高曉松只要等兩個饅頭：“一開門兩個饅頭，明天肯定也是兩個饅頭，唯一就是一個禮拜有一個雞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樂趣就是這個。推飯的車來，有雞蛋的時候就是一臉盆，那個雞蛋互相碰撞，發出聲音，大家聽到有雞蛋的聲音，就特別幸福。”

　　高曉松在獄中認識了各色各樣的人，但他從中學會的是“信心”：“沒有坐牢之前，我對人特別擔心。我杞人憂天，覺得人會淪喪，人會絕望，人會異化。但是在里面，我沒有看到絕望、崩潰，我是半年，那里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們都很樂觀，沒有崩潰的。所以我特別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時候管教說晚上可能下雨，我們看不見天，但是可以聽見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別晚，下雨了，非常高興。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歡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曉松至今堅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來最快樂的時光。

　　還想繼續讀書

　　時代周報：你在《曉說》里說不當“公共知識分子”，可大家覺得你還是關心很多熱門話題。

　　高曉松：公共知識分子和門客不一樣，公共知識分子是有巨大責任感的。其實公共知識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應該養一個門客。今天中國的這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連“屌絲學匠”算不上。我算了，他們的平均學歷是高二，而且沒有名校生，基本上屬于廣場派。

　　這些廣場派，善于以煽動性的語言，挑逗民眾情緒，對抗他們所痛恨的某些東西。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甚至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缺乏見識，他們也沒有見過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什么樣的。

　　時代周報：前一階段你關于移民的言論引來不少非議？

　　高曉松：我說移民這個事與強大無關，與自由有關。然后就有人罵我，說沒有強大哪來的自由？好多人說還沒買房子怎么寫詩呢？現在有的年輕人居然被洗腦到了要先有房才能干沒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寫詩？是月供還完了才能寫詩？還是付了首付就能寫詩？特別可笑，非說強大了才能自由，說自由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在環境條件下的東西。自由排在了環境和條件下的第三位，愛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罵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曉說》。啟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礎的小小推動力也好。現在的一個現象是整天說你叛國、你漢奸；另外一個現象是倒過來了：一切都怪體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體制。其實大量的問題是可以剝離出來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聯網上，所有的都混淆起來一股腦地扣在一些人腦袋上，這不公平。

　　時代周報：接下來還有什么個人規劃藍圖？

　　高曉松：賣藝這么多年，我沒覺得被掏空過。《曉說》這一年可有點要掏空的意思，覺得東西快不夠用了。后年開始我就想讀書，讀個歷史什么的。我妹妹今年四十歲了，兩個孩子從德國回來考上博士又讀了書，這個強烈震撼了我。文/張潤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