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 鄧吉元進屋的時候，母親正在鍋臺上忙活午飯。樓上，工人們正在給弟弟鄧明的婚房裝修，母親也剛從江蘇看病回來不多幾日，姨父和小姨特意過來幫忙，屋里一時熱鬧起來……在過去的大半年里，這幾乎是這個位于大巴山腹地的普通人家最熱鬧的一天了。

　　很快，屋里屋外臘肉飄香。

　　半年前，鄧吉元還是一個“逃亡”的父親：軟弱的哭泣，憤怒的想殺人。他7個月大的孩子因為沒有辦準生證被當地政府強制引產，為討回

尊嚴他歷險“跑路”北京，與當地政府千里對峙。

　　這場圍繞著國家計生政策、地方政府行令以及個體尊嚴之間的三角博弈以和解收場，沒有贏家。“事情已經過去了，該處罰的人也處罰了，也差不多了吧”，坐在火爐邊，鄧吉元語氣淡緩。

　　侵犯：想要殺人的憤怒

　　5月27日，鄧吉元和老家的幾個工人在安康剛坐上開往西安的大巴車，就接到了鎮計生辦干部打來的電話，“他們把我老婆看起來了，讓我趕緊回來”。但鄧吉元并沒有過多在意，他以為鎮上類似的事兒（未辦理準生證）多，頂多罰兩千塊錢，可萬萬沒想到“他們敢拉著去”做強制引產，“去的路上我也一直在和我老婆通電話，她說沒事，我側面問過相關的領導，家屬不簽字，他們不能做”。

　　但當他6月2日再次接到大姐的電話時，那邊傳來的卻是妻子馮建梅悲痛欲絕的哭泣：沒有家屬簽字，懷孕7個月的馮建梅被強制引產。

　　據事后媒體報道，6月2日上午10點，馮建梅被計生辦的人帶上了救護車，黑色衣服蒙住頭，她被人硬拉著手在“自愿”引產的協議書上簽了字。當天下午3點40分，在鎮坪縣醫院，引產針注入她的體內。

　　撂下電話，鄧吉元懵了，趕緊從內蒙古往回趕，40多個小時的車程。怒氣沖沖的鄧吉元先回到曾家鎮，直接跑進鎮政府，第一句就罵人了。“已經那樣了，他們卻還在講什么基本國策，給我說好話，那也不是什么好話，他們不把我們老百姓當人唄”。

　　鄧吉元沒見到還未出生即逝去的女兒，只是在大姐的手機上看了一眼照片，鄧吉元說那一刻心里的難受無法言述，“要是沒什么牽掛，我就想殺人”。

　　鄧吉元說，一直到后來媒體開始大量關注，自己心里的憤怒才逐漸平息。

　　“娃七個多月了，我稱了5斤8兩重，我說你這哪是人干的事啊？” 鄧吉元的父親鄧孝剛提起半年前的事情緒依然激動，長嘆一口氣，“再傷心，也沒辦法提了，事情過去了”。

　　鄧孝剛屬虎，已年過六旬，生了六個孩子，“罰的款起這一棟房子都不止”。

　　博弈：戶口辦理VS強制引產

　　鄧吉元原本有機會像父親一樣，交罰款保住孩子的生命。

　　據鎮坪縣政府此后通報，鄧吉元，1982年11月6日出生于陜西省鎮坪縣曾家鎮漁坪村三組。馮建梅，1989年12月25日出生于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根河市新興路南平海巷東235號。為了能夠順利結婚，馮建梅將戶口本上的年齡改為1985年1月21日。

　　鄧吉元說，第一個孩子出生時他沒有辦準生證，所以當馮建梅懷上第二胎時，他也并沒有當回事，“引產前十幾天找我，我才知道生二胎要準生證”。

　　“我們這里三分之一的老婆都是外地人，我倒霉嘛，政府背了2年黃牌，我撞槍口上了”，當時為了送孩子上學，馮建梅在曾家鎮政府旁邊租了一個房子，大著肚子每天出出進進，鄧吉元認為，這是他倒霉的直接原因，“我也沒想到，我隨便把我老婆領出去不就沒事了嗎，孩子生下來怎么都好說。”

　　據了解，曾家鎮因為前兩年的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下滑，抽查結果沒有達到95％的合格標準，被掛黃牌。強制引產事件發生前，鎮平縣政府專門到曾家鎮開會，通知加強相關工作。

　　鎮上的計生干部找到馮建梅要求辦理準生證后，鄧吉元就已經著手辦理，但鎮上要求鄧吉元先交3萬塊錢押金，這中間由于馮建梅出逃一次，鎮上將押金提高到4萬，表示在規定時間內辦好戶口，就可以不引產。鎮上計生干部和鄧吉元二姐的短信證實了這一“交易”過程：“4萬塊一分不能少，我都給你爸說了，他說沒錢還能怎樣。還是你們自己大意了，沒當回事。”

　　鄧吉元17歲中學畢業后一直外出打工，母親癌癥中期這一年也一直在外地看病，三年前起的一幢新房也是借姐姐的錢，盡管在當地一家水電站還能每個月領到4000塊錢的工資，可是一下拿出四萬塊錢，也并不輕松。

　　4萬塊錢湊的不輕松，而要想辦理二胎準生證，得先把妻子的戶口從內蒙古遷移過來，這個過程也不輕松。用鄧吉元的話說，把這個辦好“需要好幾個來回”：那邊辦戶籍證明過來，然后這邊準遷寄過去，然后那邊再辦理遷移。

　　幾番折騰之下，6月13日，馮建梅的戶口證明從內蒙古通過快遞寄回曾家鎮時，已經來不及挽救那個7個月大、5斤8兩的孩子。

　　“我父親跟他們說，再給20天時間，戶口就轉過來了，當時懷孕才7個月，在孩子出生前，還來得及辦，在抓我老婆前幾天，準遷證就已經寄過去了”。

　　鄧吉元形容，這就是一場賽跑，結果妻子戶口辦理過程沒有跑得過曾家鎮的強制引產計劃。

　　外逃：總有說理的地兒

　　6月2日，歷經40多個小時匆匆趕回的鄧吉元，在曾家鎮短暫停留后趕到了鎮坪縣城，見到病床上憔悴的妻子，他一邊安慰，一邊流下眼淚。“想著領導面子過不去，讓普通干部給我道個歉也行啊，結果他們說這是基本國策，也不道歉，惹怒了我”。

　　鄧吉元隨后在縣城街道花了400塊錢打印了100多份訴求書，訴求書上印著那張孩子躺在母親身邊、最終為外界所震驚的照片，開始上訪。6月7日，在平利縣境內，他們和另外一群上訪的民工攔下了省領導視察的車隊，高考結束的過路學生隨后將訴求書內容發上網絡。

　　此后，隨著外界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以及鄧吉元微博上一句“去北京接受采訪”的話，讓當地政府開始加強了對他們一家的跟蹤。“一直在監視，買東西，后面跟四五個人。上車他就攔住你，你回去他就跟你回去”，“晚上在醫院門口輪流值班”。

　　政府的答復遲遲不來，以及對家人的跟蹤徹底激怒了鄧吉元。在朋友的建議下，他開始策劃“出逃”，去北京找此前曾趕赴鎮坪但卻被他拒絕的律師張凱，“當時我就想，總要有個說理的地兒”。

　　在“出逃”失敗一次之后，6月24日，鄧吉元甩掉跟蹤的人，在山上躲了一天，用800塊錢租下了一輛外地車趕到平利縣城，隨后又花1200塊錢租車夜間趕路前往湖北十堰，最終乘坐火車抵達北京。這一早已被外界熟知的“跑路”歷時5天，這期間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鄧吉元失蹤了。

　　半年之后，鄧吉元依然后怕：“心里很緊張，就怕他們把我逮住了，秘密關押起來”。當他到北京給張凱打了電話后，“心總算落停了”。鄧吉元認為，“出逃”是找回尊嚴的一種方式。

　　尊嚴：久違的復蘇

　　就在鄧吉元“跑路”北京，與當地政府千里對峙的同時，安康市政府6月26日晚間通報了對鎮坪縣婦女馮建梅大月份引產事件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這是一起強行實施大月份引產的違規責任事故。問責七名官員，其中撤職兩名，行政記過三人，黨內嚴重警告兩人。處理決定未提國家賠償，只是要求縣政府給予“經濟補助”。而這些，鄧吉元并不接受。

　　此后當地政府派代表前往北京，和鄧吉元“談判”未果，但鄧吉元的堅持也沒有持續多久。“關鍵是我媽，實際上他們在江蘇給我媽作通了工作，事情鬧這么大，我媽說她也休養不好”，另一方面，鄧吉元自己也已身心俱疲。“打個電話都怕被監聽，走很長的路，溜幾條街打完再回去”。

　　鄧吉元透露，在這中間，美國駐華大使館給自己打過電話，要他過去避難。但他拒絕了。

　　鄧吉元最終接受了母親的建議，從江蘇和當地政府官員一起返回陜西。此后和鎮政府簽訂了一份調解書，“我這邊就是不再把此事擴大化，不再上訴”。而當地政府則向鄧吉元給予經濟補助，并承諾對馮建梅的身體因強制引產造成的后遺癥負責。

　　鄧吉元并未向記者透露具體的補助數額，有傳言稱或為7萬，但知情人士稱“可能高達40多萬”。

　　至此，這個轟動全國的計生事件終于塵埃落定。北京億嘉律師事務所、鄧吉元彼時的代理律師張凱這樣評價這一事件：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實行這么多年以來，這是第一次有公民主動維權、第一次全國主流媒體高度關注的案件，這種局面此前從未有過。

　　張凱在自己的博客上這樣總結鄧吉元千里“逃亡”的意義：“這是權利覺醒的轉變……這種蘇醒是尊嚴的被喚起、人格的復蘇……短短20天時間，鄧吉元不再跪求恩賜，而是站起來行公義”。

　　走出陰霾

　　12月中旬的大巴山腹地，鎮坪縣曾家鎮魚坪村，寒意襲人。鄧吉元坐在火爐邊，平靜的講述著半年前發生在身上的一切。中間馮建梅打來電話，這樣的電話他們每天都會通上2到3次，但對半年前的事情卻絕口不提。

　　為了讓妻子有個相對寬松的環境，事情結束后，鄧吉元就把妻女一起送去了江蘇，孩子上幼兒園，妻子陪讀。但馮建梅本人并沒有完全走出陰霾，同時強制引產的后遺癥也開始出現，9月份在醫院治療過一次，花去了數千元，但鄧吉元并沒有找鎮政府報銷。12月上旬，馮建梅進行了第二次檢查，記者采訪時，化驗結果還沒有出來，“宮腔里有遺留”，對還打算要第二個孩子的鄧吉元來說，這是他目前心頭的一件大事。

　　“事情已經過去了，當時該處罰的人也處罰了，也差不多了吧”，坐在火爐邊，鄧吉元語氣淡緩。采訪時鄧吉元的舅舅在座，他說：吉元30歲，也算是歷經滄桑了。（記者 王甲鑄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