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會”無期？

　　“八項規定”出臺后，各大會議型酒店以及相關行業都感受了不同程度的變化。但節儉辦會能否成為一項持續且堅定的傳統，尚需拭目以待

　　本刊記者/劉子倩 劉炎迅

　　不擺鮮花，不放水果，不掛橫幅，不開長會，不吃桌餐……

　　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沒人比張宏的體會更深刻。作為北京市郊一家知名會議型酒店銷售總監，在他26年的酒店從業生涯中，這是第一次，幾十個預訂會議在短期內被客戶全部取消，酒店一個月內損失近數百萬元。

　　“我沒有具體看是哪八項規定，但我想目的是控制公款消費。”張宏說。據他介紹，政府、事業單位和國企的會議占這家酒店業務的20%以上，一旦這種節儉精神深入持久下去，將會極大地影響中國的會議型酒店的經營策略。

　　繁忙的冬季變冷清

　　文山會海，曾是帶有明顯政府色彩單位的工作標志。

　　與此相對應，中國產生了獨特的政府會議經濟市場。

　　“我去石家莊一家五星級酒店講課，他們一年接700多個會，其中有500多個都是政府會議。”中國會議酒店聯盟副會長武少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而在國際酒店業界，是沒有政府會議這一模式的。“國際上一般只分為企業會議和社團會議。”他說。

　　作為《2011年中國會議統計分析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主編，讓他感到意外的是，事業單位會議排在第二位，僅次于企業會議。他查閱資料發現，我國的事業單位多達126萬個，事業單位會議與政府機關與機構會議共占中國會議市場總份額的36.6%。

　　2012年，中國旅游飯店業協會、中國旅行社協會、中國會議酒店聯盟組織編制了此《報告》，調查分析了來自全國98座城市234個酒店的15980個有效統計樣本。

　　“社會結構決定會議市場。”武少源推測，我國每年舉辦各種會議多達幾千萬個，會議產值近萬億元，參加會議的人數有上億之多。

　　有需求就有市場，會議型酒店的數量隨之增長。據中國會議酒店聯盟副秘書長王朔透露，目前中國會議型酒店大約1萬家左右。張宏供職的酒店便是其中之一。該酒店擁有上千個床位，可容納千余人同時開會。酒店旺季時，房間基本處于飽合狀態。“恨不得休閑按摩間都住上客人。”張宏說。

　　在武少源看來，中國會議市場與國際上的另一個顯著不同，是會議高峰期不一致。由于社團會議在國際數據統計中占的比例很高，又大多集中在北半球開，因此國際同行業的會議高峰期多在5、6月和9、10月。“5、6月和9、10月是北半球最舒適的月份。”

　　而中國會議市場的高峰期則在1月。“這正是新年之后、春節之前，大量的團拜會、年會、表彰總結會和各種聯誼活動都涌到酒店舉辦。”他分析說。

　　《報告》的調查數據也證實了武少源的觀點：中國舉辦會議最多的月份是1月，占到全年會議總量的10%。

　　以張宏所工作的酒店為例。通常每年1月的會場和客房，必須在前一年12月前預訂，否則就不可能再有機會，有的客戶為了保險甚至提前半年預訂。每到1月，作為銷售總監，張宏的手機就成了熱線，全是熟人相托，要求“加塞”。“一個月手機費就要八九百塊錢。”他說。

　　這段時間也是酒店工作人員最忙碌的時期，常常是一個會議上午剛結束，下一個下午就進來，幾乎沒有時間回家，“那是一房難求，一餐難求”。

　　酒店接待政務會議，比接待商務會議更加謹慎，張宏會親自檢查各項細節，包括重點客房的鮮花擺放。

　　由于設施齊全，服務周到，會議型酒店漸漸成為政府、企事業單位的首選。據《報告》數據顯示，在會議地點選擇上，2011年會議型酒店舉辦的會議占比高達80.7%，度假村酒店位列第二，占16%左右。

　　對于會議型酒店而言，另一項重要的服務是餐飲。在會議高峰期，張宏的酒店要同時滿足上千人就餐，每年1月最忙碌的時候，還要去勞務公司租賃服務員。

　　張宏曾聽人說過，在人民大會堂吃千人國宴，上來的菜都是涼的，他頗為不解。當他面臨為幾千人同時提供餐飲時，立刻明白了：“服務員人數不足，等菜傳到桌上很難再是熱騰騰的。”

　　然而如今，菜可以保證熱度，餐廳卻變得冷清。

　　張宏的酒店不是唯一受影響的。

　　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副總經理蔣寒華的估算也大體相同，營業收入比同期下降了30%。

　　寄生商業

　　受影響的不只酒店行業。

　　茅臺和五糧液等高端白酒，一直以來都是公務宴請中的重要角色，國金證券分析師陳鋼長期跟蹤分析酒業市場行業，他根據中央政府、5個省級政府、21個地市級政府披露的三公支出數據測算，市級政府以上自購白酒消費規模為58 .17億元，其中中央級的自購白酒消費量在3.6億元左右，省級政府在18.14億元左右，地市級政府在36 .43億元左右，在此市場條件下，茅臺、五糧液、瀘州老窖等高端白酒2011年年收入在400億左右。

　　但陳啟認為，這種好年景很難再現。他是南京市一名普通的酒水銷售經理，雖然剛入行一年，已明顯感受到高端酒水市場近期內的變化。一個多月前，他剛參加了一次茅臺酒經銷商大會，他還記得，貴州茅臺集團董事長袁仁國在會上提高嗓門說：當前整個公司持續的重點工作是要頂住市場價，53度飛天茅臺的零售價不能低于每瓶1519元，團購價不能低于每瓶1400元。

　　經銷商們都明白，政府采購縮水是這席話的背景，但陳啟對這一銷售策略并不樂觀，他認為，在這種經濟環境下，更應該薄利多銷。

　　趙彭杰，一位高檔香煙經銷商也感受到了變化。

　　像往年一樣，他囤了不少高檔香煙以備年底的不時之需。“年底會議多，來訂好煙好酒的也多，”他說，“都是辦公室主任來張羅。”

　　趙彭杰說的好煙都是所謂的“天價煙”。2008年，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因被拍到抽“九五之尊”香煙，遭查處，是“天價煙”正式暴露在公眾面前。但在趙彭杰看來，“九五之尊”在天價煙陣營中，并不是最好的，“九五之尊，1800元一條，我手里囤的貨里，‘紅河-道’要2300元一條，‘黃鶴樓-08’也要2000元一條，即便‘利群-休閑’也不會低于1900元。”

　　往年這些精貴存貨都是趙彭杰手里的訂單利器，如今卻成了“燙手的山芋”，“搞會務的，送禮的都不來訂貨了，都怕‘頂風作案’，扎眼啊。”

　　另一個受打擊的領域是茶葉市場。

　　在中國茶葉學會于2009年發布的《北京30億元茶葉蛋糕如何分》中提到：“北京茶葉消費市場份額中，禮品茶達50%，接受禮品茶的對象包括中央機關、部委；北京政府機構；中央企業和大型集團公司。”

　　雖然并不能證明直接影響，但自從安溪鐵觀音2010年被批準成為國家機關采購的政府公務用茶后，安溪鐵觀音茶業的發展勢頭就一直強勁。

　　以安溪鐵觀音集團為例，2009年、2010年、2011年公司加盟店數量分別為222家、290家和353家，加盟店收入占公司總收入比例分別為49.53%、55.13%和53.65%。

　　但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國家政策等多種因素的緊縮，“安溪鐵觀音整體市場份額下滑很大，有的茶企下滑幅度達20%以上。”長期關注安溪茶市場行情的北京蘇茶茶業有限公司職業經理人蘇健民說。

　　也因為此，在爭取國內首家上市茶企的賽道上，安溪鐵觀音不太順利，2013年1月11日，證監會披露的最新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的在審企業情況表中，安溪鐵觀音集團被終止審查，結束IPO之旅。

　　財務咨詢公司銳思智博的財務執行總監張焜分析說，眼下有800多家IPO排隊，證監會由此啟動了史上最嚴厲、規模最大的針對IPO企業財務的清查，“安溪鐵觀音集團應該自知過不了關，主動申請退出”。

　　在所有與會議經濟相關的行業中，大概要算花卉公司的日子最難過：別的產品可以囤，花可沒辦法。

　　在全國十幾個主要城市均設有分公司的安隆花卉公司，主要面向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做花卉盆景的終端租賃業務。作為北京分公司的負責人，賈學斌一直很驕傲自己的經營業績，“每年固定營業額在300萬元左右，其中來自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的盆花租賃訂單占60%以上。”

　　但自2012年年底至今，他先后丟掉了數家重要客戶的訂單。

　　最近一個退訂的客戶是一個北京衛星城的區政府，退訂的理由是“這個時候擺花影響不好”。另外，該政府部門負責人還告訴他，去年的十幾萬欠款，也無法付給他。

　　賈學斌說：“我們跟政府部門打交道，沒有預付款這一說，都是口頭協議。講究的是聽話、先把事辦好，然后人家才談給錢的事。人家現在反悔變卦、欠賬不給，我們也不敢得罪，因為以后還要跟人家做生意。”

　　在北京豐臺區花鄉花卉市場，最近這些天也是冷冷清清，商戶們大多無所事事，他們大多不知道八項規定的事兒，但都在奇怪，往年這時賣得最好的“一品紅”(經典會議用花)，今年居然無人問津。

　　會海不再？

　　事實上，盡管2012年年底以來，政務會議的減少勢頭明顯，在八項規定之前，政務會議已出現下降趨勢。

　　根據《報告》對2011年的會議分析，排在市場份額第二位的事業會議比2010年增加了3.6%，增加的部分中，81%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類會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這一領域中的多數會議經費主要來自財政撥款和事業經費。”武少源說。

　　但另一方面，政府會議所占比例則由2010年的17.1%下降到13.8%，呈現遞減趨勢。究其原因，是各種限制財政經費的政策在2011年得到進一步落實。

　　與此同時，在以會議性質的分類中，工作會議排在首位，但所占比例由2010年的60.0%大幅度下降到2011年的44.8%。究其原因，亦是因為“工作會議主要是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舉辦的，由于對會議經費的嚴控，致使這類會議數量的下降”。

　　此外，政府會議的會均參會人數由2010年的196人下降到2011年的146人，事業單位的這一數據下降了30.1%。

　　會議減少，會議型酒店的壓力陡增。武少源介紹，會議型酒店的利潤并不高，一般是靠會議數量和爭取大型會議實現利潤。據《報告》統計數據，會議的規模越大，會均消費水平越高，千人以上的會議的消費水平是100人及以下會議的34倍。

　　然而在會議規模減小漸為趨勢的情況下，會議型酒店不得不考慮轉變經營模式。山東大廈副總經理杜文彬預測，2013年政務會議將進一步減少，山東大廈因此將著重開發商務市場，針對政府會議消費方式變化，也打算轉戰濟南婚宴市場。

　　不過，在張宏看來，轉型并非易事，即便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也需要對軟硬件進行調整，時間和人工成本均不能低估。

　　一位五星級酒店的總經理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漲，但由于酒店業競爭激烈，房價卻在下降。在她看來，會議型酒店已經飽合，應向諸如養老型酒店等方向轉型，同時針對不同消費人群設計相應產品，而不是再坐等政府上門開會。

　　但也有人在觀望：政府節儉辦會也許只是一陣風，吹一陣就過去了。

　　《中國新聞周刊》檢索發現，自2000年至今，每年各省市均會下達關于精簡會議和文件的通知，并都強調從領導做起，改進文風、會風，努力從源頭解決文山會海問題，為此，各地也出臺相關的措施，其中甚至包括會議發言的時間限制，文件的字數長短，會議控制的具體人數等詳細條款。2005年，河北省委、省政府還曾提出“每年5月份實行‘無會月’制度”。

　　但有些反諷的是，或許這些文件似乎也成了需要被精簡的內容。比如，2008年4月，湖北省委辦公廳和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精簡會議文件的規定》；4年之后，上述兩部門再次印發《關于進一步精簡會議、文件和領導同志事務性活動的規定》。

　　進入新世紀的13年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也多次下發關于精簡會議和文件的通知。2010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切實精簡會議和文件，特別要減少那些形式重于內容的會議、慶典和論壇。

　　或許作為這種擔憂的佐證，已有報道，在京的政務會議雖然大規模從會議酒店撤退，但并未消失，而是轉戰私密性較強的各省市駐京辦。

　　比如，江南某縣級城市前不久就在北京舉行了一場答謝晚宴，地點沒有選在往年習慣的高檔酒店，而是選在該縣市所在的駐京辦內。

　　這家地級市駐京辦，位于南三環外一處高檔小區，進門有專人引導，整個建筑布局嚴謹，處處透出私密的氣息，外人輕易找不到。

　　與會者透露，2013年晚的答謝宴與往年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一個通廊的大廳擺下幾十桌宴席，而是分設幾個包間，每間一桌，只坐行業相近的人士，彼此大多熟悉，交流輕松，只有主辦者端著酒杯在不同包間之間的回廊穿梭。

　　席間最惹眼球的一道菜是清蒸河豚。有人不解：這時令，北京哪里來這貨？主辦方解釋，這是貨真價實從江邊空運來的。不只如此，宴會所用的所有當地特色蔬菜和土特產，全部是限時空運而來，為了做出最地道的江邊縣城風味，連廚師，也是空運來的。

　　另一位與會者證實，當晚的宴請，喝的是特制的白酒和高檔紅酒，據說至少在千元以上。“誰來埋單？”他驚詫于這個問題，“肯定不是我們啊！”(應受訪者要求，張宏、陳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