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時間、3個省份、6座城市、16個學習點……7月5日至7月8日，山東省黨政代表團一行50余人，赴江蘇、浙江、廣東三省學習。三個南方省份敢想敢干、敢領風氣之先的理念，勇破勇立、主動作為的勁頭，打造產業集群、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舉措，放下身段、服務企業的意識，都給代表團成員帶來深深的震撼。一路學習，一路思考，一路討論，大家紛紛表示，所見所聞讓人“眼熱、臉紅、心跳”，心中那股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的危機感更強烈了。

一石激起千層浪。山東省黨政代表團赴蘇浙粵學習的消息，在各大媒體上成為熱點。萬千齊魯兒女、山東游子也坐不住了，通過各種方式談看法、說差距、提建議，希望家鄉再改革、快發展，呼喚“讓南來的風更猛烈些”。

進入新時代，謀劃新發展，省委以新一輪的學習“走出去”促全省新一輪的思想大解放，這是一次思想的再洗禮，理念的再升華，責任的再壓實，用心良苦，其意深遠。

對標蘇浙粵，我們的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今后怎么干？南方學習雖告一段落，但此次南方之行留給全省干部群眾的考題仍待進一步思考與解答。

學解放思想 學變革觀念

不能把束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也當成“雷池”

從廣州、深圳，到杭州，再到蘇州、南京……山東省黨政代表團行走之地，企業開拓進取的沖勁澎湃激昂，政府敏捷敢闖的精神溢于言表，讓人印象深刻。

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貿區探索了一系列“比特區還特”的先行先試政策，推出358項制度創新成果，片區注冊企業從5000多家增長至17萬家，年均增長率高達99．5％；在杭州，一個夢想小鎮就集聚了1416個互聯網創業項目，其中136個項目已獲百萬元以上融資；在蘇州，蘇州工業園區內電子信息、機械制造兩大產業均達到千億級，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納米技術應用三大特色產業增長率也達到30％左右，讓人嘆為觀止。

更令人贊嘆的是，三個省份從干部到群眾強烈的危機意識，沒有絲毫自滿懈怠。廣州在反思為什么“北上廣深”變成了“北上杭深”，深圳在反思為什么華為的研發部門去了東莞，南京在反思如何在長三角人才項目爭奪戰中再贏先機……

借鑒他人，反觀自身，代表團一行一路都在反思一個問題：同樣是沿海省份，山東基礎條件與這些省份相比并不差，但在發展上為何與人家拉開了差距？這種差距已經不僅是量的差距，更是質的差距；不僅是現狀的差距，更是潛力的差距。

“我們與這些先進地區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差距，就在于我們沖破思想藩籬的勇氣不足，破解體制機制束縛的辦法不多，搶抓先機的意識不強。比如說創投這種新興行業，我們還在找政策依據的時候，廣州和深圳就已經熱火朝天干起來了，而且效果很好。”省發改委主任張新文的一番話，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萊蕪市委書記、市長梅建華曾多次到南方省份調研。他說，如果在解放思想上沒有邁開步子，就很容易在思想觀念上束縛自己。一個典型的表現，就是視野格局不夠寬。當下，不論是廣東的粵港澳大灣區、廣深科創走廊建設，還是浙江的大灣區、大通道、大都市區建設，其規劃體現的是世界眼光，營商環境對標的是國際水準，經濟發展集聚的是全球資源。而山東大部分地區眼光還局限在國內、省內，考慮本地情況多，考慮大局大勢少，這導致有些工作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淄博市委書記周連華，對江蘇蘇寧控股集團連續轉型的故事頗多感觸。蘇寧原來只是一個占地200平方米的空調專營店，他們從批發到零售、從線下到線上兩次主動轉型，走出了一條讓人震撼的擴張道路。淄博一家大企業與蘇寧同一年成立，雖然現在發展也不錯，但始終沒有沖出山東。“相比之下，我們無論是黨員干部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都存在視野不寬、觀念不新、思路不活的問題，安于現狀、小富即安、小進即滿思想嚴重。講改革發展的痛點、堵點，思想觀念落后就是我們最大的痛點和堵點。”周連華說。

思想走在行動之前，就像閃電走在雷鳴之前一樣。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會有敢闖敢試的膽識。當下，新一輪全面改革開放大潮正在興起，是勇立潮頭逐浪前行，還是大浪淘沙再次錯失機遇？山東人的思想觀念正面臨嚴峻考驗。四天的學習過程，代表團一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日漸深入，大家紛紛表示，當下，全省上下必須在思想深處來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

解放思想，變革觀念，當務之急就是打破陳舊的思維模式，改變固化的工作方式。不可否認，我省一些干部思想僵化保守，凡事都要找慣例，深化改革照搬照抄；有的干部缺少敢闖敢試的精神，畏首畏尾，等待觀望，明明看準了的工作，卻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越雷池一步。黨紀國法是不可逾越的雷池，但絕不能把束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也當作雷池。

“只有創新機制，才能事半功倍。”省財政廳廳長劉興云說，浙江是“兩山”理論的誕生地，2005年起一直緊緊抓住“綠色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全國首創生態環保財力轉移支付制度、綠色發展財政獎懲機制，樹立起誰保護誰受益、誰污染誰受罰的工作導向。現如今，一度“有水皆黑，有水皆臭，守著水鄉沒水喝”的浙江大地已經改天換地，“詩畫山水”成為了浙江的金名片。

解放思想，變革觀念，更要在吃透中央精神基礎上，結合實際做好轉化文章。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黨中央決策部署和本地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開展工作。什么事情都墨守成規，不愿意想怎么創新，這樣工作的確省勁，也不用擔風險，但影響的是改革的深入，貽誤的是事業的發展。

對南方三省干部吃透中央政策、摸清地方情況，綜合分析各方利弊找最優路徑的做法，省編辦主任劉維寅很是欽佩。他介紹說，放管服改革是中央的決策部署，但蘇浙粵三省結合自身特點，都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改革金字招牌——浙江從四張清單、一張網到最多跑一次，每次都是領全國之先；江蘇全面推行網上辦、集中批、聯合審、區域評、代辦制、不見面審批新模式，實現了審批監管扁平化、規范化；廣州推行一門一網式的改革，基本實現了一個大門通辦百事，一張智網全面服務，一個標準規范審批，得到群眾好評。“通過這幾天的交流，明顯感到他們思想解放，觀念超前，善于落實，不受條條框框約束，很少瞻前顧后。”劉維寅表示。

學創新的辦法 學統籌的思路

要找最優路徑就得吃透中央政策摸準地方情況

深圳灣創業廣場是全國有名的“雙創”名片，兩條不長的街上，聚集了60多家知名孵化器和大量金融機構，在孵項目400多個。7月6日，省委書記劉家義與創業廣場負責人的一番對話，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劉家義書記問，在這里孵化的企業，你們能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深圳灣創業廣場的投資方、深圳市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王勇健回答說，孵化器有各種專業人員服務，我們還有可以拎包入住的產業園區。此外，我們最有特色的是金融服務，當項目還是小苗苗時，我們有天使基金，長大一點有風險投資，再大些還有各種大基金。企業如果需要貸款，我們還有兩家擔保公司……

劉家義書記又問，風險誰來承擔？王勇健回答說，我們通過股權投資來分擔風險。我們有科技園區、科技產業、科技金融三大板塊，相互協同。因為這些項目就在我們園區里，我們最了解情況，好項目需要投資時，我們可以第一時間投進去。所以即使孵化器不賺錢，金融板塊仍可以賺錢。正因如此，很多外地科技項目也爭著到這里來。

威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海波感慨說，一流孵化機構圍繞創新創業各個階段提供全鏈條式服務，真正打通了由創業者到企業家的成長之路。但在威海，雖然有市級以上科技企業孵化器以及新型孵化機構106家，但大部分還僅能為創業者提供基本生產生活服務，其他服務沒能及時跟上。“只把‘種子’埋進土里，不澆水施肥，這導致一些孵化機構長期沒有項目產出。”張海波形象地說。

“營商環境絕不是單純的‘放管服’，也不是當好了‘店小二’，人家就到你這里投資創業。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最重要的是打造平臺，如果沒有好平臺，就是服務再好，也留不住人。這個關系，山東有的干部還是沒有理解到位。”省環保廳廳長王安德說。

發展，從來都是在破解難題中前進的。面對轉型升級、創新創業等發展中的難題，南方三省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他們也曾遭遇“成長中的煩惱”、調速換擋的陣痛。但面對困難，他們沒有等待觀望，而是以創新的辦法、統籌的思路主動破解，做到了敢于擔當、善作善成。

發生在深圳一則故事讓人深思。以前手機入網，必須通過工信部北京檢測中心檢驗，時間長達三四個月。為此，深圳市政府主動向工信部申請成立深圳檢測中心，并以財政補貼等方式提供運營支持。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卻迅速引發“山寨機”向自主品牌轉型，拉動產業鏈的升級壯大。

與之相比，我省很多干部的思維還停留在“管”的階段，對行政手段情有獨鐘，直接的后果就是對微觀經濟和市場主體的引導、服務不到位，這也導致營商環境冷、硬、推、拖的現象，讓社會活力難以釋放和集聚。

創新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精心規劃，只有在國家大政方針、實際發展需求和本地創新能力三者之間找準契合點，讓社會各層面在創新大潮中定位清晰、分工明確，才能使零星的創新凝聚成強大的創新合力。

采用市場化運作機制，建新型研發機構，是三省破解創新難、產業化難的共同選擇。這些新型科研機構像企非企，似事業單位非事業單位，被人形象地比喻為“四不像”。在廣東，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實現了政產學研資一體化、創新創業創富一體化，累計孵化637家企業，持股191家，估值最高的聯影醫療科技公司已達百億規模。在浙江，杭州未來科技城被稱為全省的高端人才集聚區、體制改革試驗區和自主創新示范區，是杭州的數字經濟先行地、創新驅動策源地、產城融合樣板地。在江蘇，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將研發作為產業來打造，將技術作為商品來推銷，為支持產研院改革，江蘇出臺“創新十條”，在財政資金使用方式、使用范圍、管理方式近10個方面都有較大突破。

在這些新型研發機構助力下，南方三省實現了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的緊密融合，正由“E”（Engineering，工程），進入“T”（Technology，科技），轉向“S”（Science，科學）領域，在國際創新體系中逐步實現由跟跑、并跑向領跑的躍進。

省科技廳廳長劉為民多年前就曾到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學習過。這次再赴先進院，他驚訝地發現這里又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幾年，山東也組建了一批新型研究機構，發揮了一定作用，但與先進院相比還有差距。我們必須進一步增強危機感，敢于提出超常規的思路和招法，大膽進行路徑和模式創新，加快科技創新步伐。”劉為民說。

聊城市委書記徐景顏認為，南方三省改革開放活力大、動力強，一個重要原因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當地已經形成一種氛圍，就是政府只負責提供公平、公正、透明的服務。政府之手要發揮作用，也主要是通過搭建平臺和載體，形成規模化、法治化平臺來實現。

進，為的是長遠布局未來；退，為的是激發企業活力。需要時，政府現身；不需要時，政府隱身。在以創新促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南方三省體現出進與退的智慧。這啟示我們，政府部門和相關組織要進一步創新管理方式，搭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開放式的創業服務平臺，吸引盡可能多的生產要素進入平臺，給企業茁壯成長提供充足的“養分”。

學實干作風 學專業能力

最怕能力水平不足卻不感到本領恐慌

在南方學習歸來進行的交流會上，與會人員有一個共識：此次南方之行觸摸到了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強勁脈搏，切身體會到了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成功之路，但看到差距只是開始，關鍵要振奮精神馬上干。要真正取到“真經”，不負省委和山東億萬人民的熱切期盼，關鍵在于結合本地實際，真正悟透、活用、善用。

近兩年，位于廣州市海珠區的琶洲迅速崛起。這里從一片空地起家，很短時間里就聚集了騰訊、阿里巴巴、小米、今日頭條等一眾巨頭，而且來的要么是區域總部，要么是細分行業的全國總部，琶洲因此成為廣州新經濟的代表。

但大家口口相傳的“琶洲奇跡”，只是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在這背后，當地政府的巨額投入和辛勤付出，是不可忽視又常被忽視的巨大存在。首先是投入的大手筆，12平方公里的琶洲島，有11條規劃建設的軌道交通線路過這里，已建成運營的就有3條。未來，琶洲將從孤懸江中的“島中之島”，一躍成為廣州軌道交通路網最稠密的區域。還有就是招商過程的攻堅克難。海珠區在招商過程中采用的是“靶向招商”與“敲門招商”方式，招商人員組成每隊3－4人的小分隊，采用“走出去敲門”“陌生拜訪”的辦法，找到目標企業推介。如今，他們仍在拿著獨角獸企業名單，赴成都、上海多家“獨角獸”企業敲門招商；他們還去北京敲門拜訪互聯網龍頭企業、去成都“敲門”工業互聯網企業。

正如琶洲的故事所呈現的，如果將蘇浙粵三省近年來呈現大步流星、跨越發展之勢的原因加以總結，離不開一個“拼”字。當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每一步突破都可能面臨“砌圍墻”和“轉風車”的不同較量，每一次調整都可能受制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掣肘。碰到那么多困難，歷經那么多波折，要是沒有一股子拼勁，是不可能挺過去的。

濟寧市委書記傅明先說，在事業心和執行力上，我們與南方干部確實存在較大差距。在學習過程中，我們接觸的無論是企業家還是當地干部，都展現出一種干事創業的激情、務實重干的氣質和勇于擔當的精神，體現出一種雷厲風行、多干少說、辦事高效的工作作風。而我們有些干部缺乏一種事業心和執行力，往往是說得多、做得少、抓落實不夠。

臨沂市委書記王玉君說，學習過程中經常發現，南方三省的干部遇到問題，首先是考慮想辦法解決，有了這種思想作指導，很多看似難以完成的任務最終都完成了。但我們一些干部，在解決問題上還存在“惰性思維”。從臨沂看，一些干部往往遇到矛盾就犯愁、見到難題就掉頭。這種錯誤思想，在基層一線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引起警惕。

實際上，三省一系列改革舉措，拿到一套操作流程不難，但要實施起來，件件樁樁都有大量復雜的細節和難點，沒有實干的精神、深入的作風、負責任的態度，即使有再完美的方案，也只是葉公好龍。

蘇浙粵三省的一些改革，在我省不少也有頂層設計，但在實際推進中，一些地方著眼的不是重大意義，而是操作難度；不是以問題為導向，而是以利益為導向。于是，一些改革設計要么被束之高閣，要么不敢觸及利益藩籬推而不動。

煙臺市委書記張術平表示，目標確立之后，關鍵是干部作風，關鍵看班子，關鍵看隊伍。下一步煙臺要進行干部作風的大改進，在干部隊伍中大興求真務實之風，突出擔當精神，不能只想當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發揚釘釘子精神，干任何事都要有始有終，鍥而不舍，干一件成一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干部不僅要有擔當的寬肩膀，還得有成事的真本領。此次考察，南方三省領導干部知識更新快、專業能力強，給省司法廳廳長解維俊留下深刻印象。解維俊舉例說，浙江搞了個區塊鏈技術培訓，專門推廣區塊鏈的應用；杭州成為國內首個將區塊鏈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城市。反觀山東，有些干部對“數字經濟”還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誤解。

能力不是與生俱來、從天而降，特別是隨著時代發展，每個人不知道、不熟悉的東西都越來越多。面對這種情況，各級領導干部要積極適應時代發展變化，不怕能力不足，最怕能力水平不足卻不感到本領恐慌。

“浙江提出來，要保護獅子型干部。江蘇提出要建設研究型干部。江蘇和浙江還開展縣委書記‘打擂臺’，極大提升了干部的專業素養和專業能力。”解維俊說，正因為南方一些干部專業化程度高，因此他們層層具備了推動力，我們則需要層層推動、層層“洗腦”。因此，必須要對干部進行大規模的新知識培訓。

（采寫：廉衛東 趙洪杰 張春曉 楊學瑩 李子路 代玲玲 統稿：廉衛東）

蘇浙粵三省機制體制創新名詞解釋

南方學習考察，蘇浙粵三省機制體制創新的好做法、好經驗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隨團記者選取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內容，以名詞解釋的形式呈現，供大家借鑒參考。

江蘇

一所兩制：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下設的專業研究所實行“一所兩制”，同時擁有在高校院所運行機制下開展高水平創新研究的研究人員和獨立法人實體聘用的專職從事二次開發的研究人員，兩類人員實行兩種管理體制，大大促進了高校院所研究人員創新成果向市場轉化，同時也對高校院所體制機制改革，特別是教師評價考核機制的改革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項目經理制：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創新財政資金使用方式，圍繞產業需求，堅持高端引才，在全球范圍遴選國際一流領軍人才擔任項目經理，充分賦權使用經費和組建團隊，集中資源，著力攻克重大關鍵技術。目前，共聘請64位項目經理，聚集了771位國際高層次人才。

規劃即法：蘇州工業園區創立之初，借鑒新加坡和國際先進城市規劃建設經驗，編制高標準的總體發展規劃，并建立一系列的剛性約束機制來保證規劃實施始終如一，實現“一張規劃圖，管了二十多年”。蘇州工業園區還設計了一整套機制：園區將政府批準的規劃公之于眾，授權規劃師審批各類規劃申請，行政管理層不能干預正常的規劃審批，技術管理層無權更改已通過法定程序確定的規劃。如果投資者提呈的規劃設計書被規劃設計師否定，可以有兩次申訴機會，一旦裁決，就得嚴格執行。

浙江

數據共享：數據共享是杭州“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關鍵和基礎，杭州市長徐立毅多次強調數據“無條件歸集，有條件使用”，多年未設新局的杭州去年成立杭州數據資源局，打響一場“數據大會戰”，累計歸集59個部門290多億條數據，打開多領域數據共享通道，建成了全市統一的電子簽章、證照平臺。杭州提出，按“一件事”標準推進數據歸集，年底前實現“一件事”數據無條件歸集，80％公民個人辦事事項僅憑有效身份證件即可辦理。

人才生態：高端人才位于人才金字塔頂端，決定一個地方的經濟競爭力和未來發展潛力。浙江提出打造人才生態最優省份，典型代表杭州未來科技城，人才服務上瞄準“國際化”，包括國際化醫療、國際化教育，以及專門的外國人來華工作及永久居留服務、機場值機服務、短期逗留服務。

廣東

地區城市總設計師制度：在廣州市海珠區琶洲互聯網集聚區西區，實行“地區城市總設計師制度”（制度為期5年），不論哪個企業在這里建樓，圖紙都要經過這個總設計師把關，后期的建設過程中，總設計師也要跟蹤規劃落實。這樣，就把城市設計貫穿了全流程，極大提升了對城市空間和建筑的精細化管理水準。如該區域的建筑形態、公共空間、騎樓特色以及一層、二層的空間連接，因為有了地區城市總設計師在其中協調溝通，公共空間品質得以確保。

信用畫像：深圳前海蛇口自貿區通過開發協同監管平臺，應用大數據分析手段，集中實現企業信用分類監管、信用風險預警、執法過程信息共享等多項功能。監管部門可通過該平臺進行查詢、分析、統計、使用、監管，實現政府對市場行為主體的高效監管和精準監管。目前這一平臺已經歸集了來自深圳市市場監管、公安、法院、稅務等77個信源單位涉及前海蛇口自貿片區所有的16萬余家企業的400余萬條數據。

“前港－中區－后城”綜合開發模式：指港口、園區、城市三位一體綜合開發模式。這種模式以“領頭雁”機制選擇項目切入點，以合伙機制調動社會資源，以綜合開發機制尋求項目的組合回報和風險控制，以政企合作保障項目共贏和成功。例如：以港口先行、產業園區跟進、配套城市新區開發，從而實現成片區域的整體發展。這一模式實現了港、產、城聯動，將政府、企業和各類資源協同起來，被視為城市轉型升級的重要戰略。

（整理：楊學瑩 張春曉 李鐵 代玲玲 廉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