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心中有，個個口中無
４月１日，省城一家三甲醫院胸外科病房。
“主刀１０００元，麻醉師４００元，對不？”一位農村婦女一邊照顧剛剛做完食道癌手術的公公，一邊向身旁的丈夫核實。“這不，手術剛做完，給了主刀２０００元”，看著兒子平安出了手術室，一位中年母親長出一口氣，擦了擦眼中的
淚水，對記者伸出兩個手指。
一位朋友雖是通過熟人住的院、找的專家，但也不能“免俗”，“該打點還得打點，這樣更周全。”病人進醫院不久，全家就達成了共識。術前一天，她塞給主刀大夫１０００元，又請手術助手、麻醉師，以及術后負責換藥的進修、實習醫生一起吃了頓飯，這才安下心來。對于這筆額外的開銷，朋友卻很知足，“如果不認識人，花得還要多！”
“在濟南，像這種（三級甲等）醫院，大手術主刀送１０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在北京、上海則根本不止這個數，有名的醫生送５０００元都算少的！我們醫院有的手術科室，病人沒有不送的，最少也得５００元。”
采訪紅包問題的確是件難事，與醫生交談，大家都諱莫如深；與病人交談，他們千叮萬囑要保守秘密；與幾家大醫院聯系，一提要采訪紅包，院方提供的不是種種治理紅包的規章制度，就是一位位醫德高尚、拒收紅包的典型，而對于一年上交的紅包、處理的個案有多少等，則閃爍其辭。用業內人士的話說：人人心中有，個個口中無。
山東大學齊魯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吳承遠是業界公認的“一把刀”，送紅包的自然也多，他說“以前有個病人跟到我家去，非要塞給我錢，在門口我往外推他往里擠，一不小心把他的手都擠破了。”遇到實在推脫不掉的，就“把錢交住院處，記到患者押金賬上。”這些年，他光退還紅包的錢就達５萬余元。
全國人大代表、鐵路醫院生殖中心主任孫偉說，“我們中心三個保險柜，就有一個專門用來放‘紅包’！”“平時患者送的‘紅包’從２００元到１萬元不等，能推的都推掉了，實在推不下，就只好交給護士長統一登記，鎖到保險柜里。其實，我們中心每年推掉的‘紅包’要比登記的多得多！”
送紅包也需要技巧
紅包的演變很有意味：最初不過是一袋小米、兩袋綠豆、三箱蘋果，患者的用意也很純樸，無非就是表示一下謝意。有時醫生也禮尚往來，你送我一袋小米，我就給你一枝鋼筆，說不定還賠本呢。后來漸漸變了味，由被動收到主動要，由羞羞答答到明目張膽，紅包內容也成了赤裸裸的“硬通貨”，有時為了應對查處打擊，紅包一變又成了購物卡、金銀手飾、名貴書畫等等，總之，你需要啥我就給你啥。
“前些年我媽媽做手術，送的是一箱青島啤酒，前幾天一朋友家人住院，送的是２００公升汽油票。現在不是以前了，你得揀人家缺的、用的送，送些沒用的東西反而成了負擔！打聽了好幾個人才知道主刀剛買了車！”３月３０日，一位同學介紹起送紅包來，很有經驗。
“送紅包，通過中間人最保險，這些年上面查得嚴，沒關系、陌生人送，大夫一般不大敢收！”３月３１日，濟南市某一大醫院，神經外科病房等候室。“我母親切除腦瘤，給了主刀１０００元，托的醫院里的熟人。”一四十歲左右的男子介紹了他的情況。
“手術前，直接送錢人家（主刀）不收，只好花千把塊錢買了件Ｔ恤，才算送下。”泰安一好友，為去年夏天兒子在省城某大醫院做心外手術，費盡了周折。
“送紅包雖然不是什么秘密，但還沒公開到什么也不顧的地步，也得講技巧。”大庭廣眾之下拉拉扯扯，醫生是絕不會收的，得趁醫生一個人在辦公室時，悄悄進去放下；或者瞅準醫生去樓梯、洗手間的機會，上前搭話，直接往口袋里塞；再就是夾在報紙里“贈閱”，大家都心里明白這是啥意思。省城一家大醫院的外科主任大夫講起紅包技巧來，很坦然。
“紅包最好不要只給主刀，手術助手、麻醉師、值班護士都要照顧到，即使其他人沒有，也得一塊請出來吃頓飯，這樣他們內部關系也好處。”別人咨詢他有關送紅包的問題時，他總是這樣善意地提醒別人。
紅包禍水幾時休
有的病人當面送紅包，出門就罵大夫“黑”，這種現象的蔓延，不但加重了患者負擔，而且毒化社會風氣，損害社會公信度。山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王忠武對紅包現象深惡痛絕，他說：“紅包問題不及早解決，將會十分危險。”
“老百姓自然對紅包不滿意，但從根本上講，它也損害了醫生切身利益，損害了醫生神圣的職業形象。”山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泌尿外科許純孝教授告訴記者，“收紅包的畢竟是少數，一只耗子壞了一鍋湯，讓大家都跟著蒙羞！對醫務工作者來說，救死扶傷是天職，考慮的應該是如何使病人得到良好治療、減輕病人的痛苦，而不應該是病人是否送了紅包。”
省城一家醫院的一位負責同志告訴記者：“如果任憑紅包現象泛濫，一些高水平的醫生就會在金錢的驅駛下搞技術壟斷，拿手活兒就不外傳了，這將對醫療事業的發展造成致命的打擊。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紅包之風只可剎，不可長！”（完）（記者 王凱 魏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