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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移植、肝移植、心臟移植、多器官聯合移植……隨著人體器官移植向常規治療手段發展，“腦移植”這一人類上千年前就有的夢想，會不會變成現實呢？在近日舉行的２００４年全國器官移植學術會議上，當同樣的問題被再次提出時，馬上成為與會專家關注的熱點。
據
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副主任委員、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陳忠華教授介紹，人類關于“換頭”的夢想存在了上千年，但最早的嘗試還是１００多年以前的事。１８８７年，有人做了一個大膽實驗，將剛剛砍下來的囚犯的頭接到狗身上，結果發現囚犯面部還有表情出現，從而證實移植后的頭還有部分功能存在。
上世紀５０年代，蘇聯的一名胸外科醫生做過類似實驗，他將一只小狗從胸部切除，保留其胸部以上部位并接到一只大狗身上，由于兩者血管相連，大狗的身體為小狗的頭部提供了血液和養料，小狗的頭部還可以咬人和嚼東西。這只“雙頭狗”在一次國際性胸外科學術會議上被牽出來，立即引起世界轟動，可惜“雙頭狗”僅存活了２９天。
隨著人類對生命本質理解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生命存在與否在于其腦功能是否完全喪失，這不僅使腦死亡法得以確立，而且讓“腦移植”在理論上站不住腳。陳忠華教授認為，鑒于大腦在生命中占有主體地位，“腦移植”更為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全軀干移植”。比如，要給Ｂ的軀干換上Ａ的大腦，倒不如反過來說是給Ａ的大腦換上Ｂ的軀干。大腦在生命中永遠處于第一的位置，國際上用“全軀干移植”的提法代替“腦移植”已經有了５０年歷史。
２０世紀末，美國醫生羅伯特懷特在與人最為接近的猴身上做了“換頭”實驗。他的實驗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將猴頭部切下來，將它連接在一個裝有養料和血液的循環機械裝置上，這只猴頭得以維持生命活力；第二階段是將猴頭與狗的軀干連接；第三階段才是將一只猴的頭部與另外一只猴的軀干連接。結果發現，“換頭”之后，猴的生命能夠持續，但在這種組合下，大腦還不能控制軀干，也就是說，從神經系統來看，頭和軀干仍然是分離的。懷特醫生的這一實驗，目前被醫學界公認為在“腦移植”的探索上走得最遠。
盡管目前頭和軀干還不能實現真正意義的連接，但還是被人認為可以發揮實際效用。懷特醫生的好友維托威茨就是第一個要求“換頭”的志愿者，這名潛水員由于在一次潛水事故中造成身體高位癱瘓，他要求換一副軀干以提高生活質量。醫學專家分析，由于患高位癱瘓者的軀干難以滿足全身的正常需要，他們的壽命往往比正常軀干下短出許多，換一個質量高的軀干維持生命，成了這種“換頭”術的潛在用武之地。
陳忠華教授認為，懷特醫生的“換頭”術只是將頭與軀干的血液循環部分相連，人類要實現頭與軀干的完全融合，還需要在神經系統的連接（即脊髓連接）上做更多的探索。
陳忠華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周鴻敏介紹，以前人們認為神經細胞是不能再生的，但是最新研究表明并非如此，近年來有人在脊髓斷裂的小白鼠身上成功地實現了脊髓的修復和連接。脊髓連接上的這一重大突破，將使“腦移植”后的神經控制成為可能。但是，除了技術障礙之外，“腦移植”仍然面臨著許多倫理問題。
首要問題是移植后的新個體以頭為主還是以軀干為主，新個體可能會保留大腦的原有記憶，但是新的軀干反作用于大腦，可能使大腦的記憶發生一些改變，新個體可能最終脫離頭和軀干的原有供者，成為一個獨立的“新人”，這個“新人”如何被他們原有的家庭和社會接受呢？
其次是“全軀干移植”可能造成器官移植中的不公平現象，在常規器官移植下，一個完整提供的軀干可以滿足腎、肝、心臟等移植的需要，可以救活好幾個人，而“全軀干移植”卻把整個軀干提供給了一個人，這可能加劇人體器官供應短缺的現狀，造成新的不平衡。
陳忠華教授強調，目前要實現“全軀干移植”臨床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現在探討倫理問題有些為時過早。等到“腦移植”技術成熟時，人們的觀念可能早已發生了變化。世界上第一個給病人做心臟移植的醫生由于倫理和法律的原因，曾經被判入獄，但如今心臟移植已經相當普遍。倫理和法律從來都是隨著科學的進步而發展的，倫理最終不會是“腦移植”的制約因素。（新華社北京９月６日專電記者王炳坤、楊步月）
特約編輯：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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