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前，“科學、人文、未來論壇”在青島中國海洋大學舉行，來自科學界與文學界的人士匯聚一堂，開展了一場科學家與文學家別開生面的對話，共同探討科學與人文如何和諧發展的主題。《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要求
推動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有效體制機制。和諧發展已經成為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成為科學與人文工作者共同探求的主題。本次論壇中，科學家與作家從不同角度闡發了對科學與人文及其相互關系的見解，本刊摘發部分演講，以飧讀者。
科學人文未來
全國政協常委、著名作家 王蒙
我常常懷念那些精通文學、文藝與自然科學的文化巨人：達芬奇，羅蒙諾索夫，萊卜尼茲等等。
中國古代有著名文人兼通醫道與軍事的，但少有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王陽明的格物致知也是不成功的。
魯迅與郭沫若都學過醫，郭老還長期擔任科學院院長與文聯主席，但他們的主要治學與活動領域還是在文史方面。
有一些當代中國科學家表現了對于文藝的濃厚興趣，如李四光、華羅庚、錢學森等。我以為，這與他們對于國家民族、世道人心、國民素質與國人精神面貌的關切有關。但除王小波外，少有文學家受過自然科學、數學與邏輯學的良好教育，甚至，我以為，大多數作家和我差不多，基本上是科盲。這是中國文人常常激憤、失落、大言與現實脫節的原因之一，哪怕是最不重要的原因之一。
還有的作家干脆鼓吹蒙昧主義、信仰主義，在什么特異功能、氣功、命相學、人體科學、易學國學禪宗的幌子下把偽科學的東西宣揚了一個夠。
我想這與中國的重文主義傳統有關。中國人對于道與器、義與利的辨識，對于修齊治平的推崇，對于輔佐明君的理想，使人們傾向于認為齊家治國之道才是大道，而科學（技術）制造出來的不過是西洋小把戲（梁漱溟語）。
中國的傳統文化有極大的獨特性和存在價值。但是相當一段歷史時期中華文化缺少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缺少一套實證的方法，又缺少嚴整的邏輯規則，乃是不爭的事實。不論是中醫理論的妙解，老子的極高明的超凡拔俗的命題，《大學》上關于從正心誠意可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的著名推論，都不符合形式邏輯的起碼規則，更談不上實驗的或者統計上的證據，而更多地接近于文學作品。它們富有靈氣，充滿想像，整體把握，文氣酣暢，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有時候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有時候則是更富有審美價值，就是不怎么科學，不怎么經得住實驗、計量、辯駁，有點強辭奪理和想當然。
當然，事物也有另一面，新中國以來，在對于工業化現代化的熱烈追求中，優秀的青年都趨向于學理工，國家的領導層人員幾乎百分之百地出自理工院系的畢業生。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治學與教學受到意識形態領域斗爭頻仍、動蕩不已的影響，長期以來，也積累了許多“瓶頸”式的難題。如果說新中國以來的歷史當中，存在著某種實際上的重理（工）主義的傾向，大概也是事實。而在意識形態上的激進主義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克制之后，商業上的急功近利，惡性與違規炒作，又大大地威脅著正常的人文學術的發展與面貌。
即使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時仍然擔憂我們把西方發達國家后現代時期的批評科學主義的理論搬到中國來是否合適。對于中國來說，更加迫切的難道不是批判蒙昧主義和反科學主義嗎？中國至今到底有多少科學？更不要說一味科學的“主義”了。解放后的許多流行一時、帶有黨八股或者洋八股氣味的說法，究竟有多少經歷了科學的分析檢驗？
所以我非常欣賞任繼愈教授的一個提法，即中國的歷史性的任務是要脫貧，同時還要脫愚。貧而愚，會落后挨打，倒行逆施；富而愚，也許其危險性不低于貧而愚。
文學的方式與科學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文學重直覺，重聯想，重想像，重神思，重虛構，重情感，重整體，重根本；而往往忽視了實驗、邏輯論證、計算、分科分類，定量定性。科學的個“罪過”就是摧毀了許多信仰主義、浪漫主義、一廂情愿的幻夢。例如登月的結果遠不如中外神話中諸多與月亮有關的故事動人，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對于愛情至上論來說，是無法容忍的。科學使得一會兒說是“上帝死了”一會兒說是“人也死了”，科學當真該死。
但是文學的方法與科學的方法又有很大的一致性：珍惜精神能量，熱愛知識熱愛生活，對世界包括人的主觀世界的點點滴滴敏銳捕捉，追求創意，不滿足于已有的成績，力圖對國家民族人類作出新的哪怕是點點滴滴的貢獻。
我希望文學界的同行們能以極大的熱情學習科學，普及科學，領會科學的莊嚴、豐富、闊大、縝密；領會用科學的眼光看待，將得到一個怎樣美麗、神妙和精微的世界，領會科學已經怎樣使人變成了巨人，科學將為人類創造怎樣嶄新的未來。同時，用科學的實證、理性、計算來取代偏見和唯意志論，取代文學的自戀與自我膨脹，取代那些想當然的咄咄逼人與大言欺世，更不要以文學的手段傳播愚昧和迷信。同時我希望全民的人文素質會有所提高，珍視公認的價值體認，而這與科學知識的普及，科學方法的提倡，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的認同，不應該是矛盾的。人文精神當然應該是一種科學精神即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不是造神的精神，不是盲目的自我作古的精神，不是詐唬嚇人的態度。
（自然）科學與人文，只能雙贏，不能零和。為了發展中國的人文教育，為了科教興國，為了國人與全人類的福祉，為了最終地去除我們這塊土地上的迷信與愚昧，讓科學家與文學家攜起手來，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創造一個更加文明、更加有知識有教養的中國吧。
科學與人文攜手共創和諧發展的美好世界
中國海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管華詩
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以儒家文化為主要代表的人文知識體系在歷史的框架內得到了較好的發展。而相形之下，中國沒有形成近代科學所必備的理論系統的建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形而上的邏輯思維方式。這種不平衡造成了具有幾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在近代迅速落后于西方的后果。
當古老的帝國被迫打開國門、融入世界之后，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迅速凸現出來。重視科學的思想觀念從少數精英逐漸蔓延至整個社會。中國用短短百年的時間發展形成了自己的較為完備的科學體系。與此同時，世界科學技術進入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創新密集時代。但人類為社會的快速發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危機！科學與人文相互通融，協調發展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科學和人文，是人類文明發展中兩條并行不悖的主脈。科學類比古老的中國哲思是求證“天道”。人文一詞類比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當屬“人道”的范疇。從理論上講，科學強調邏輯和理性，幫助人們擺脫愚昧、認識真理，提供知識和方法，增強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直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物質財富的增加，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因此，科學更具有剛性，更能解答或解決實際問題；人文強調和諧和感情，關心人的精神世界，引導人們追求善和美，賦予人類的生產、生活、乃至科學活動本身以意義和價值的導向。因此，人文更具有柔韌性、滲透性、包容性和導向性。如果科學有人文相輔，就可以更加明確其自身的價值和意義，明確正確的發展方向，在創新思維上有所啟迪；如果人文有科學支撐，就可以更加嚴謹和厚重，避免模糊和玄虛，在研究、創作、知識的授受和考察方法上有所借鑒。科學與人文相互融合，即在此層面上實現“天人合一”，可以剛柔相濟，相互借鑒，相輔相成，有利于彼此的健康發展，并共同推進社會的進步。
今天，人類正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重大課題，如：人口、資源、環境、還有質量。如果說在人口、資源、環境三大問題中，科學和人文兩方面所占的分量難分伯仲，那么在質量問題中，可以說絕大部分、甚至根本的問題是人文范疇的問題。質量是社會發展的基石，是人類文明的堤壩。質量決定了社會發展繁榮的真實性、可靠性和可續性。質量問題應該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所有上述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科學與人文的融合。
因此，科學和人文的融合是兩者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社會發展的迫切需求，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當前，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一觀念在精神上與古老的“天人合一”命題遙相懸契，當然它已包含了豐富的時代內涵。今天，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天人合一”才能使人類社會的發展真正走上哲學意義的“科學”之路。只有天人合一，科學地發展，才能既解決發展的動力問題，也解決發展的意義和價值問題。
讓科學與人文攜起手來，共同完成它們相同的使命——發展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技術，發展具有科學精神的人類道德。未來的世界應該是一個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統一的、和諧發展的美好世界！
月球探測：人類開拓進取的范例
探月工程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歐陽自遠
月球探測是人類進行太陽系探測的歷史性開端，大大促進了人類對月球、地球和太陽系的認識，帶動了一系列基礎科學的創新，促進了一系列應用科學的新發展。月球探測，尤其是載人登月是人類邁出地球搖籃的第一步，是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里程碑。人類在宇宙空間展示的智慧創舉、超強能力和攀登精神，是人類開拓進取、求實創新的光輝范例，增強了人類探索宇宙、建設好地球家園的信心。月球探測成為人類歷史和科學技術發展史上劃時代的標志性事件。
我國開展月球探測工程的戰略目標和初步規劃：綜合分析國際上月球探測已取得的成果，以及世界各國“重返月球”的戰略目標和實施計劃，考慮到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綜合國力和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我國月球探測的近期首選目標（2004年—2007年）為月球環繞軌道器，2004年—2017年實施不載人月球探測。中國月球探測的發展戰略，開展月球科學探測，突破“繞落回”三個發展過程。2004～2007年（一期工程）實施
環月探測。研制和發射我國第一個月球探測器，月球探測衛星。相繼進行月球探測二期工程，月球表面軟著陸與月球車巡視探測（建立月基天文臺，對天觀測，對地監視）。之后實施月球探測三期工程，月球表面軟著陸及采樣返回。為載人登月和月球基地建設積累經驗和技術。我國月球探測第一期工程（嫦娥一號）的科學目標與進展（2004—2007）研制和發射第一個月球探測器——月球探測衛星，主要用于對有開發利用前景的月球能源與資源的分布與規律進行全球性、整體性與綜合性的探測，并對月球表面的地貌、地形、地質構造、環境與物理場進行探測。科學目標：（1）獲取月球表面三維影像；（2）分析月球14種元素、礦物與物質類型的含量和分布；（3）探測月壤厚度，估算氦
3資源量；（4）探測4萬～40萬公里間的地月空間環境。
2004年1月14日，美國總統布什宣布了探索太空和將人類的足跡擴展到整個太陽系的美國新的太空計劃。2008年前將無人駕駛的探測器送上月球。2015年至2020年之間美國宇航員重返月球，并在那里建立太空基地。以此為跳板，2030年后：將宇航員送上火星乃至更遙遠的宇宙空間。控制能源，軍事領先。歐空局根據美國新的重返月球計劃，迅速調整月球探測計劃，2020
2025年實施載人登月，在月球上長期居留，2035年把宇航員送上火星。
重返月球首先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以月球資源、能源、特殊環境和利用月球走向深空探測為目標，重新對月球進行全球性、綜合性和整體性的探測，進而載人登月，逐步開展深空探測。美國、歐空局、俄羅斯、日本、烏克蘭、奧地利、英國、德國、巴西和印度等國家和組織都制定了相應的月球探測計劃，并在積極實施中。
21世紀將是人類全面探測太陽系的新世紀，并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服務的新時代。
幸福的科技與科技的幸福
著名作家 畢淑敏
對于現代文明進程而言，科學及其技術應用的快速發展是文明進步的明顯標志。知識和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長、新工具和工藝的增加，這種種一切都使得人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適。但相比古代人可謂簡陋的科技水平，現代人的幸福感真的保持了與科技同比例的增長嗎？我們今日當真比古代人更幸福嗎？
你不能說在通紅的篝火旁手舞足蹈的那些裸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如果誰硬要這么說，以為只有現代人方知曉和享受幸福，因而看不起祖先，倘若不是無知，就是赤裸的現代沙文主義。
在個體層面上，羅素在他的作品中談到，增進個體的幸福感有兩種方法，“一是增加安全，一是培養勇氣。”而科技正是在這兩方面支持了個體幸福感的增加。
在社會層面上，科技在悄無聲息地改變著人們對于幸福的定義。多子多福對于100年前的人適用，到了今天就未必。這種幸福內涵的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某種程度上說，受到了科技的很大影響。無論是非洲人還是亞洲人，人最開始都是作為一個生產力的單位而被不斷生產著。科技的發展推動著關于生殖與生育理論的發展。直到機器出現以后，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少量的機器就可以完全取代過去大量的勞動力，使得在維持一個人必要生存的物資不變的情況下，他所能創造的價值相對減低了。以往的幸福感為科技所悄悄改變為不幸感。這時的科技則轉為推動優生優育理論的發展。
對于個體的幸福感而言，科技是其一個很重要的來源，但并非惟一來源。
除了某些真正的科學狂人，不會有人認為只要有了科技，就必定會有幸福。人們更多的是希望通過科技來滿足其生活中的欲望，從而獲得幸福，而非從單純的發展科技中獲得幸福。即使是最沉迷的科學家也不得不承認，生命中的感動來源于生活，而不是無休止的工作。應該說，沖動和欲望的滿足，才是導致個體幸福感產生的真正原因。
每個人對于幸福的定義都不盡相同。但綜合其特質，還是可以將幸福進行基本的分類。其特質就是人們生活中面臨的“沖動及渴望”。這種沖動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可以表現為不同的追求。對于此，馬斯洛將其歸結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實現需要”，出于人性本身的欲望都將是導致幸福的最深層因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科技因素、心理因素，或是其他種種因素，對于幸福感的產生均不是必然的，同時也不是可度量的。那種有了科技、滿足了個人追求就必然會幸福的想法是站不住腳的。同樣，它們對于幸福感而言，其作用也并非總是正向的。應該說，在幸福感來源問題上，科技、心理、或是其他諸如價值體系等，只是影響因素，同幸福感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
科技并非幸福的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科技對于幸福的影響，多半是通過為人們滿足自身欲望創造必要條件而達成。使人們幸福的科技，同科技所能引發的幸福之間，并非因果。
大學課堂與文學教育
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 張煒
現在一些杰出的教育機構已經在考慮許多重大問題。如國際上一些理科教學，比如學天文、物理和生物的，交給學生的必讀書目里也有大量的經典文學作品。像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東西，都列為必讀書目。當然科學和文學有極大的不同，這里暫且不談；只說其一致性：科學也需要人的想象力創造力、人的個性的發揮。如果把想象創造和個性的空間壓縮了，還有多少科學思想可言？文學與科學的相通部分，如它們都讓人有大關懷，都盡力追求完美。正是這些本質的要求促生了重大的科學成果。像居里夫人、愛因斯坦，看他們的傳記即可知道他們對文學的崇敬，藝術對他們的重要；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崇拜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華裔科學家接受采訪時說，對他一生成長產生重要影響的就是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教讀《四書》《五經》。照理說《四書》《五經》和科學發明最沒有關系了，為什么他覺得如此重要？因為這是中華文化中的精華，它包含了道德的、倫理的、民族的大學問和大奧秘，他作為一個求學問的人，一生的思維要有根，文化要有根，他站在這個有根的文化上才能成長，才能發力，做什么才可以成功。搞科學，搞治理，都必須有文化的根，都需要強烈的人文關懷，需要道德和倫理方面的把握力。缺乏這些，就不可能有大的成功。而我們現在一些大學的文學教學，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忽略和抹殺文學本身，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教育危機和精神危機。
大學里的某些人正熱衷于將文學充分地技術化。而文學的技術部分對于文學顯然不是最重要的。強調技術是為了大規模地炮制出一些“文學通人”。現在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畢業后可以直接到文學出版社和報紙副刊去工作，好像大學真的制造出了一批“合格人材”。其實這是不存在的。一旦成了“文學通人”，也就成了與文學毫無關系的人。
有人提出疑問：文學是教出來的嗎？我認為不是不能教，而是應該怎樣教。最好的文學課就是把它辦成一場文學的盛宴，即搞成一堂集體欣賞課。盡可能地誘發每一個體驗者，讓其個人經驗復活，活生生地、一個一個地，從群體中分離出來。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具體的生命有了具體的感動，而不是把大家的感受攪和到一起，模糊化和統一化，或得出一個最大公約數。文學欣賞是一次充分激活，是一次呼喚，以此求得千姿百態。要獲得淋漓盡致的體驗和表達，就要盡可能地把這場盛宴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可能性全都調動起來，從而形成極其活潑、極其沖動的局面，一瞬間讓生命中最敏感的因子飛揚起來。感動、憤慨、回憶、痛苦，整個“合謀”所需要的這些因素全部煥發出來了——這才是一堂真正的文學課。如果文學課離開了這種狀態，文學也就真的不可以教學了。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價值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成中英
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中國人文價值的載體，其繼承，其發展，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課題。中國文化包含的人文價值，簡言之，儒家哲學所包含的社會和諧的理念，人性的信念與個人徳善的修持之道，道家哲學所包含的自然與美的眼光與境界，墨家哲學所包含的求真務實的精神與執著，周易哲學包含的生命創新，萬物并包，開物成務，天人合一的人生洞見與宇宙體察，都為現代化的工業與科技社會安定提供了一個人性化與人文化的基礎與源泉。
與西方文化傳統相較，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更豐富多彩的人文價值，此點不可不知。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人文價值也具有人性的普遍性，正如我們可以把科技發明看成人類智性系統的普遍屬性，而不必看成為西方人或西方文化的特質而已。
在文化生活上彼此取長補短，互通有無，形成一個人類人文價值的共通世界。西方國家有識之士早已有見于此，近年來對中國文化的精髓的學習與研究如雨后春筍，一片綠意。中國作為人文價值的王國能不深思引以為范乎。
最近有知名科學家提出中國語言與中國哲學經典周易阻礙了中國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不知是指的過去或現代。顯然，中國現代科技的發展并未受到中國人文傳統任何經典或中國語言的阻撓。相反的，中國當代科技社會的發展更需要中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來提供其精神支援與后盾。至于在中國過去歷史，周易哲學扮演了多種角色，其中反而有促進科學與科技發展的實例，如天文學、歷法學、醫療學（中醫學），冶金術與化學等等系統的發展都與周易哲學的系統有關。即使周易流入民間，其末流發展為民俗迷信，但又豈能說周易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呢？顯然，我們不應該以偏概全，作出未經仔細論證的非科學的判言。我們必須認清：歷史上任何一個人類文化傳統的發展是有機的與有限的，而非盡善盡美的，而且往往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必有一利。不但如此，往往且是得之東隅，失之西隅，得之西隅，失之東隅。今日人類文化全球化，我們應該從學習與互補的立場著眼，而不必奉某一文化為圭臬，對自己的根源文化進行不公正的評價。西方科技發展帶來經濟的繁榮與功利主義，在我們對人文價值缺乏充分的理解與反思之時，是不是我們已先行無意識的墮入功利主義權勢化的陷阱之中了呢？更進一步說，周易的整體思維與對偶思維事實上并不排除客觀化的科學化的對象思維，而是為對象思維提供了一個可以聯系主體思考者的空間，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創造發展的本體以及發展變化的過程。
全球化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又如何？回答是：一切都在于人類是否能夠善用科技以促進人文價值的深度發展；一切也在于人類社會是否能夠善用人文價值以促進科技的高度開發，把人類的社會建筑在宇宙的無盡能源之上，使人類社會與人類個人同時享有高度的精神自由與物質自由，以創造更為美善的人文價值。這是中國文化的理想境界，也應是全球化人類文化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