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消息：面向政府“公關”人才的培訓在復旦大學正式啟動，主要培訓目標是地級市以上的秘書長及辦公廳負責人。報道說，復旦大學準備用三年時間，為全國培養１０００名公共關系高端人才，除了政府秘書長和辦公廳負責人外，還有商務公關人才，例如上市公司的董秘；專項公關人才，例如面向世博會等國家重大盛事需要
的公關人才。
既然是培養“公關”人才，首先需弄清的是誰將成為這些被培養者的工作對象。如今是商品社會，上市公司的董秘將可能向誰“公關”似不難把握，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專業部門向世博會“公關”常常也是必要的，而地級市以上的秘書長及辦公廳負責人將來主要向誰“公關”，卻是一個頗費思量的事兒。
政府秘書長和辦公廳負責人雖然不是地方上的黨政“一把手”，但卻算得上官員的代表。總體上看，政府官員無論官階高低，其服務對象都是人民群眾。無論從黨的宗旨、官員與人民的關系模式看，官員在面對群眾時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公關”手段與技巧，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及與這種服務關系相協調的質樸、真誠、坦蕩、透明的執政理念和行為特色。抑或說，無論從“公仆”論還是“父母官”論出發，在官員與百姓關系的倫理內涵中，都難以找到“公關”的色彩。這方面，已過去了的那個時代曾體現得十分鮮明和時刻，上到日理萬機、受世人敬重的周恩來總理，下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從來就沒有何時、何事向人民群眾“公關”的概念和做法。雖然如今是越來越發達的商品經濟時代，社會環境較之那時發生了重大變遷，但黨的宗旨、官員與百姓的關系模式卻沒有變，而且也沒理由變。透著某種商品社會色彩的“公關”一旦被引進地方政府，一旦被植入官員的行為理念之中，很有可能造成官員與百姓關系模式的扭曲乃至“異化”。
誠然，外交、外事活動需要“公關”，但對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而言，所占比重其實不大。大凡真需要官員“公關”的，要么是些不代表現代法治社會政府發展方向的事兒，要么是些不太能擺到桌面上來的事兒。例如，本地出了什么事故、案件，為了保面子、捂蓋子，官員往往需要“公關”，其“攻”的對象也許是上級調查組，也許是新聞媒體，否則，也就沒有中央電視臺門前“公關”者排“長龍”的現象；一級政府為了討資金、上項目、要政策，每每也需要“攻”上級政府尤其是手握大權的上級部門的“關”，正可謂“會哭的孩子多吃奶”，“公關”水平高低，直接關系到本地得實惠的程度；地方上招商引資，有時亦需要“公關”，甚至直接跑到外地、境外去做廣告、拉關系。至于某些官員出于個人目的的“公關”，例如為了自己仕途“前程”的拉關系、走后門，權力“尋租”過程中“傍大款”、傍“資”方等等，當然更需要“公關”手段和技巧，但也更見不得陽光。
知名高等學府專門為政府培養高級公關人才的舉動，無疑具有某種社會導向、官員價值導向的作用。假如筆者上述判斷和分析正確或基本正確，即使有人認為筆者對“公共關系”內涵的理解失之偏頗，還是有理由提出這樣的疑問：復旦大學的培養目標、培訓著力點與黨政官員的需求是否一致？由這種培訓透視出的價值導向是否存在偏差？盡管筆者十分不希望看到、但還是試圖假設出以下的一系列某些培訓結果：當政府秘書長及辦公廳主任們接受了為其精心設計的“公關”培訓后，知識、方法、技巧所轉化成的，是建設“透明”政府的某些新的障礙，是“政績工程”的某種新的、更巧妙的包裝，是官場人身依附關系的一種更有效的強化劑。筆者更不愿意看到的是：當官員們接受培訓后，于自覺、不自覺間把學來的手段、技巧，用于“應付”乃至“對付”廣大百姓。劉以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