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新生代政治家嶄露頭角的是在1990年代開始出現、持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北京大學教授王新生這樣概括日本新生代政治家：“這些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成長起來的政治家，其歷史觀、價值觀、政治觀、國際觀等，都與日本老一輩政治家有很大不同。他們較少將戰爭負罪意識或感情因素帶入對外關系。他們有個特
征，就是不顧忌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批判，我行我素。例如在教科書問題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小泉純一郎就采取強硬的態度，以爭取部分選民的支持。盡管他們也主張與鄰國友好，但帶有更多的個人色彩。例如被看作日本政界右翼代表的小澤一郎，也宣稱自己是中日友好人士，熱心參加推動中日友好數十年。新生代政治家始終堅持《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所說的‘周邊事態’理所當然地包括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以迎合經濟長期衰退狀況下日益擴散的民族主義情緒。”
安心與心安
199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定20周年，江澤民主席赴日本訪問，杜次文率領中國民族樂團隨行演出。日本政府官員為了表示跟中國的友好，把音樂家分別接到家里做客。杜次文和一個古琴演奏家被請到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家里。“客廳里懸掛著歡迎中國客人的橫幅，官員的家眷作陪，對日本人來說算是最高禮遇了。”
竹下登很喜歡中國的塤。塤有7000年的歷史，塤的聲音幽深、悲凄、哀婉、纏綿。中國的塤樂首次登上世界舞臺是在1984年，杜次文在美國洛杉磯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吹奏塤曲《楚歌》。到日本訪問的中國音樂家送給竹下登一只中國的塤，竹下登珍愛那只塤，也珍視能把塤吹得柔婉幽怨的中國音樂家的友誼。竹下登為人溫和敦厚，在任期間，他主張跟中國發展良好的外交關系，正當他在政壇順風順水的時候，因為收取利庫路特公司提供的非法政治獻金的丑聞被迫辭職。下野的竹下登心懷寂寞，他在落寞的時刻喜歡聽塤吹奏出來的聲音。
“日本只知道心安，不懂得安心。所以就產生很可怕的時代病，就是崇尚瞬間的暴力。”傅益瑤說，“日本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公開的歷史反思、對戰爭罪行的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普通老百姓還是心知肚明的。日本的政治反思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文化反思很厲害。”傅益瑤說。
“我知道很多日本知識分子批評日本文化之害就是失去了天地仁義。西方文化對日本的全面侵入使日本作為有深厚傳統和歷史積淀的文化遭到瓦解，東方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思想在逐漸喪失，不光是孫子兵法，不光是老子莊子，東方文化所有的那種恢宏、博大、和諧的宇宙意識生命意識在今天的日本正在喪失。”
傅益瑤是這種變化的見證者。1979年，她到達日本，就讀于當年父親傅抱石的母校武藏野美術大學日本畫系，師從畫家鹽出英雄。畢業之后，傅益瑤進入東京藝術大學平山郁夫教授(日本畫家，曾任日中友協會長)研究室，研究敦煌壁畫以及日本畫，從此開始職業畫家生涯。
“到日本看到的全部是西洋的東西，整個鋪遍了東京。東京不是日本，東京只是日本經濟的消費處。”在最初的10年里，她雖然身在日本，但與日本的文化充滿著隔閡，“日本的話不能講，日本的畫不愿畫，日本的飯不能吃，日本的人不能交。”即便在這樣的處境下，她也能感受到日本對于中國文化的尊敬和敬仰。她接觸到前首相羽田孜等一大批欣賞傅抱石、欣賞中國藝術的日本人，他們給予傅益瑤很大的幫助。
傅益瑤曾經在正倉院(日本皇室的倉庫)的展覽會看到中國唐朝傳到日本的唐代琵琶。“這種琵琶豎抱著，彈起來聲音很響，在唐朝打仗的時候是用琵琶來做號令，那些用來作戰的琵琶讓我感受到西域大漠古道的美。在正倉院里還有夜光杯，有菩薩像，不僅當年的包袱布在，連包袱布上貼的紙簽，紙簽上的字都保存得好極了。那些字干干凈凈的寫得真好。在日本呆久了，你到東京之外的地方，到鄉下，你會發現在日本有一種對中國文化崇拜的虔敬，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源頭。日本文化、韓國文化與中國文化共有一個母體。日本文化是把中國的佛教文化作為主體傳過去，韓國是把中國的儒教文化傳過去。從韓國傳到日本去的東西是儒教大于佛教。在中國唐代是個大盛期，日本就是在唐代最興盛的時候發展起來的。平山郁夫先生對我說，日本文化通過盛唐時代從中國直傳過去，這是日本的幸運。”
回顧那10年，傅益瑤說：“日本的經濟起飛，到處都是錢，在東京和銀座的畫廊里賣的都是西方的畫，中國的東西很少。但是在表面的經濟繁榮之下是陷阱。日本失去了和平之心，變得很脆弱，沒有安全感，它的安全是建立在美國的保護傘下。但是美國是個很猶太化的一個國家，就是它的陰謀和算計。日本人不懂美國這個文化。老是跟在美國后面起哄，我覺得日本人的強硬和挑釁是因為沒有安全感，它不能安心，也不會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