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感與恥感
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她出版于1946年的著作《菊與刀》中說：“和西方比起來，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錯了，知道自己有罪就會承認，就會懺悔。日本的恥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沒有好壞之分。只有羞恥之別。他作了惡，犯了罪，只要這個事情沒有被發現，沒有被揭穿，沒有讓他感覺到
羞辱，他就不會認錯。他只要感覺到羞恥，他又會選擇包括自殺、切腹這些激烈的行為自裁。”
子對此的理解是：“侵略的行為在日本的文化里，不認為是犯罪。但是如果戰爭受害國讓他賠償，讓他對被侵略的國家謝罪，他就羞恥了。他就會記住。恰恰是戰后這些被侵略的國家沒有揪住他，沒有徹底讓他認罪。按照日本的文化邏輯，他就沒錯。他不認錯，他沒有在世界面前感到羞恥，他就可以掩蓋過去。”
子是“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在中國的成員。10年前，由于到日本采訪華僑領袖林同春的機緣，子接觸到了“花岡案”。10年來，子一直跟蹤采訪“花岡案”。
“花岡案”的和解使很多人感覺難過。“如果我們的受害者能向韓國人一樣，不要他這個錢，就是要他戰爭賠償，要他謝罪。那樣可能我們會獲得尊嚴。可恰恰是我們太容易被分化瓦解，受害者被分化就覺得，得到一點總比不得到好，見小利忘大義。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在二戰之后賠償的問題上屢屢吃虧，屢屢受欺。我們雖然也是戰勝國，但是我們作為戰勝國跟別的戰勝國比起來，不管是在日本人的眼里，還是在世界的眼里，是不一樣的。你這個民族要有凝聚力，民族性格要強悍，我們可以不要像韓國人在被侵犯時那么剛烈，那么強硬，但起碼我們要自尊，有尊嚴別人才不敢欺負你。”
2004年10月，經過漫長的訴訟之后“花岡案”結案。“‘花岡案’和解以后，日本朝野，不管左翼右翼，一片歡呼。因為這是日本試圖用來解決戰后遺留問題的一個模式。日方就想這樣，不道歉，不賠償，不謝罪。給受害方一點小錢就解決問題。這樣的做法符合日本處理戰后遺留問題的思路。日本政府是在掩蓋和抹殺它的戰爭罪行，而且它的處理方式居高臨下，不平等，它擺出施舍者的姿態。從整個過程來看，讓受害者有恥辱感。”
2005年2月，因為有11名中國勞工拒絕接受日本的審判結果，拒絕領取“慰靈費”，“強擄中國人思考會”決定重新起訴日方，他們委托美國專門從事猶太人戰爭索賠案的律師白瑞·費雪爾提起訴訟。在開始訴訟之旅前，在“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加拿大會議上，子建議發動全球華人募捐，隨后募到的20萬人民幣發到了受害者手中，給那些不領“慰靈金”的中國人補償。領和解基金的人每人平均250000日元，約合人民幣大約17000元左右，加上付給孩子的助學金的5000元人民幣，總共是22000元。我們給拒絕領取‘慰靈費’的受害者25000元。我們鼓勵他們堅守自己的氣節和尊嚴。”
“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別的國家是怎樣做的呢？在亞洲日本向韓國道歉了，給了補償金。1951年日韓簽署《日韓條約》的時候，日本政府在《日韓條約》中表示了道歉。在東南亞，日本對印尼、菲律賓都支付了賠償金，包括越南都有賠償金。另外跟荷蘭也達成一個私下協議，因為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印尼群島是荷蘭的殖民地，有很多荷蘭國民在這里居住，日軍把荷蘭公民的財產沒收，把他們關到集中營。戰后，日本與荷蘭私下有個秘密條約，給了荷蘭賠償金。其余的戰爭受害國道歉和賠償的問題就被《舊金山條約》一風吹。因為《舊金山合約》的談判和簽定是由美國主導的，二戰結束之后美國占領日本，美國要求日本簽署《舊金山合約》后歸還其領土。那時因為朝鮮戰爭美國要扶植日本，就由美國主導將對日本宣戰的幾個戰勝國拉到一起，跟日本和解，要求戰勝國放棄戰爭索賠。《舊金山和約》中國和蘇聯都沒有參加。因為中國和蘇聯屬于東方陣營，被《舊金山合約》排斥出去了。《舊金山合約》之后日本政府和臺灣國民政府有一個《日臺合約》，但蔣介石政府在那個時候先行放棄了賠償。為什么放棄？日本用了一手就是挑撥離間，在談判的時候把‘你不放棄賠償，我就承認北京政府，不承認你臺灣政府’作為一個籌碼，逼蔣介石就范。也是因為臺灣問題壓在那兒，大陸放棄了戰爭賠償。
“在戰后賠償的問題上，德國做得很徹底，不僅是在戰后賠，等于這五十年一直在賠。而且賠完受害國家以后在1999年又賠償勞工。德國除了賠償作戰國也謝罪。關鍵是德國人從二戰的苦難之中真正反省譴責戰爭，所以德國總理向受害國下跪，不停地向受害國謝罪，懺悔。德、意、日三個法西斯軸心國只有日本被美國放行。日本被美國放行以后一直對其侵略罪行采取回避和遮蓋的態度，直到今天。今年在莫斯科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慶典小泉不是拒絕出席嗎？”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