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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佘祥林殺妻”一案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昨天《廣州日報》報道，當年負責辦理“佘祥林殺妻”一案的京山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大隊長、現京山縣公安局副局長盧定成在回答記者關于“那你的意思當時是沒有刑訊逼供的了”的提問時，回答說：像這樣大的案件，我們一般是不允許，也不敢刑訊逼供的。
盧副局長并
沒有絕對否認刑訊逼供，而只是說了“一般不允許”，有“一般”也就有“例外”。“例外”是什么？是說對小案就允許刑訊逼供，還是說大的案件個別情況下也會刑訊逼供呢？
但是，法律規定是沒有例外的。刑訊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該行為嚴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為此，我國《刑法》中規定了專門的罪名，《刑事訴訟法》也列有專條禁止。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明確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這位副局長的“一般”說，可以說，既代表了刑訊逼供還時有發生的現實，也說明了這種行為禁而不止的觀念根源。
中國自古以來重人治輕人權，刑訊逼供一直合法存在，就連包青天也把刑訊作為看家手段，動不動就“大刑伺候”。新中國建立以后，盡管在法律上刑訊逼供被嚴禁，但是刑訊逼供的思想依舊存在并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生活。現行刑法實行的是“無罪推定”原則，但是，很多人觀念中還是“有罪推定”，既然“有罪”，不招就可以打。就是司法界以外的人，說到這種現象時，我們也常能聽到充滿了對刑訊逼供行為的“理解”的議論，如“那種人就要打，不打怎么能說”，等等。如果這種觀念不徹底轉變，刑訊逼供的可怕“例外”還可能會發生。（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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