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民不能讀書，也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成不了有功名的人。清代雍正年間削除丐戶賤籍，墮民要在改業之后的第四代，才可以讀書進學，而且要親屬中也沒有從事賤業的人。
明代皂隸形象墮民不能科舉，意謂著失去做官的可能性。明朝政府明確規定，墮民不能充當吏員、糧長、里
長，更不要說做官了。墮民有錢，也不得捐納為官。明代紹興有個業
醫的甄姓墮民，離開老家，偷著捐貲為北通州的胥吏，還想憑借資財改換門庭，捐納為京衛指揮使司經歷(從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鄉發現了，告他是墮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舊當他的醫生(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丐戶》)。他因遠離家鄉，才能冒充民籍納資為吏，若在本鄉，就很難冒籍了。說到底，統治者嚴禁墮民擠入上流社會。
總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間習慣的制約，墮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們同倡優隸卒一樣，是為平民所不齒的賤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人格，有的只是被侮辱與被損害，是最受壓迫的人。在中國古代等級結構中，粗略分類的話，有皇室、貴族、官僚、紳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農民、手工業者乃至平民佃農)、奴仆和倡優隸卒各種賤民，墮民即屬于賤民之中，它處于社會最低下的地位。
墮民的賤籍，經歷幾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許浙江墮民從良，八年(1730)準許常熟丐戶出籍。其內容與辦法是：原來的丐戶經過申請，由地方政府批準，脫離丐籍，轉入民籍；丐戶申請脫籍時，必須拋棄原來職業，別司正當的職業，地方紳衿、惡勢力不得逼迫他們重操舊業；丐戶籍屬改變之后，既屬平民，就要向政府納稅當差。用一句話說就是允許丐戶改業，轉為良民，向政府納稅。
雍正朝除豁令并沒有取得多少效果，墮民當然愿意改業從良，但是沒有經濟條件改業，而“捕龜、賣餅、穿珠、作媒，俱系貧民糊口常業”(蕭奭《永憲錄》卷二下)。他們不干這種事，只有失業，為了生存，還得從事被人歧視的舊業。到了20世紀，紹興人魯迅仍看到墮民從事舊業，因在《我談“墮民”》一文中說他們“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魯迅全集》第5卷)。在清朝，墮民沒有新的謀生之道，社會也沒有給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是很難改業從良的。
墮民的職業是社會需要的，特別為社會上層需要，后者要求他們去服役，一般也不允許他們改業。由于隨等級制度形成的等級觀念，平民看不起他們，“羞與為伍”，即使從良了，也不把他們當良民看待，所以墮民要想解放，有了政府的一紙法令之外，還必須與社會上守舊勢力和等級觀念作斗爭，才可能得到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