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雍正除豁令之后，大量的墮民依然是丐籍，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仍然存在。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興起，墮民解放運動自下而上地開展起來，民眾中逐漸有人深感壓迫墮民的不合理。如寧波人盧洪昶說：“同是人也，而強名丐、名墮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鄞縣通志·文獻志》
丁編《墮民脫籍始末記》)他聯絡一部分墮民同情者創辦墮民學校，于光緒三十年(1904)獲得清朝政府批準，該校畢業生具有與良人學校畢業生“一體給予出身”的權利(《清德宗實錄》卷五三六)。與此同時，兩萬多戶墮民得以除籍。但是墮民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魯迅說：“紹興的墮民，直到民國革命之初，他們還是不與良民通婚，去給大戶服役�！�(《病后雜談之余》，《魯迅全集》第6卷)又說：“記得民國革命以后，我的母親曾對一個墮民的女人說：‘以后我們都一樣了，你們可以不要來了�！涣纤齾s勃然變色，憤憤的回答道：‘你說的是什么話?……我們是千年萬代要走下去的！’”(《我談“墮民”》)可見墮民的解放在民主革命中有前進，但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賤民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墮民才真正獲得新生。墮民的解放，經歷兩百多年的歷史，可見問題之難。
由墮民的社會生活，我們獲知，在封建時代，等級的劃分，不全是以經濟作標準，而更在于一個人群的社會政治地位，它體現在政治權利方面，如讀書、出仕、法律身份、社會禮儀等領域，衣飾、居住、交通等生活范疇，也同樣體現人們的政治地位。墮民這個群體就是從政治待遇到生活內容都貫穿賤民的內涵，成為一個等級，所以我們分析等級主要依據政治因素。政治地位又同職業聯系著，職業又與經濟狀況相一致，職業也是確定等級的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也說明經濟狀況與等級也有關系，但不是決定性的。因此考察等級問題時，對經濟狀況要擺到適當的地位，它不是基礎，這同分析階級是大不相同的。
墮民的生活史，使我們深切地感到等級制的不合理。
由于政治的原因把一部分人罰為賤民，是政治迫害的固定化；等級制度把人分為特權者、平民和賤民，賤民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沒有任何權利，是嚴重的不平等制度，不人道的制度；等級制有極大的穩定性，它持續的時間特別長。等級制壓抑社會底層，使他們的活力、創造力得不到發揮，這是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制度。
墮民的生活史，還使我們認識到清除等級思想的重要性。思想落后于實際，等級觀念的清洗比鏟除等級制還要難，進入民國后的紹興墮民婦女對魯迅母親所說的話鮮明地表明了這一點。被等級制壓迫的人不痛恨、不感覺等級制的病害，說明等級思想侵蝕人的靈魂到何等嚴重的程度，清理起來當然困難。魯迅因墮民的不覺悟而大聲疾呼地批判奴才思想，目光犀利，戰斗有力，其實主子思想、奴才思想存在于社會各個階層，豈止是墮民!討伐頑固的等級思想，同其本身的長期社會存在一樣，也應當是長期的任務。
本文節選自《去古人的庭院散步》一書，中華書局出版社出版發行。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