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地出臺一項關于公務員退出機關的制度，規定對已滿5年最低服務年限，自愿辭職領辦、創辦、租賃企業、從事個體經營、到非公企業、非財政撥款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將一次性給予5至8年基本工資的辭職補償金。報道稱此舉打破了公務員管理中“只進不出”的格局。
應當說，機構改革確實應該解決公務員“
只進不出”的問題。我國公務員以及享受公務員同等待遇的人員，也就是國家和地方財政供養人員，因為“只進不出”，已經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問題：一是財政供養人員過多使財政難以承受，二是人浮于事、機構臃腫，使機關行政效率下降。
但是，改革究竟應該改什么呢？以筆者之見，靠一些小恩小惠來“引誘”公務員退出是難以見效的。我國黨政機關財政供養人員過多，根本原因在于公務員的保障制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公務員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國家包下來，跟社會其他單位相比，最為全面而完備。而且，由于缺少有力的監督，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公務員利用權力撈到了許多“實惠”而不受懲罰。再加上對機關的改革往往是慎之又慎、進一步退兩步，公務員工作崗位的穩定性目前在全社會也是無出其右。
顯而易見，除了進一步強化公務員監督機制，盡可能減少腐敗以外，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應當把目前的“公務員保障制度”改變為“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全社會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降低公務員“磁鐵效應”的同時，為公務員“退出”提供必要的保障，才能徹底解決公務員“退出”的問題，并為黨政機關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用人機制創造條件。
十六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提出了“積極探索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也要求“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我認為，只有把公務員的保障制度和社會其他各個方面一致起來，才有可能使公務員自覺自愿地“退出”，并且在必要時強制清退一部分公務員，從而建立起所謂公務員“退出機制”。
一些地方的鄉鎮機構改革比如湖北省的實踐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據10月8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鄉鎮領導干部職數由10543人減到6204人，精簡率41.4％；鄉鎮機關的職數由平均61.5人下降到40人。而如此大幅度分流人員的關鍵，就是因為對分流人員實行了社會保障制度；一些地方則在所有公務員中都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
正如國有企業人員分流必須以建立職工社會保障制度為前提一樣，真正要形成機構改革中人員分流的體制條件，也應當加快機關以及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消除機關事業單位的保障和社會保障的差別，從而為機關事業單位的改革中加快人員分流創造條件。（蔡永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