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艾滋女孩：“我要媽媽！”
“好閨女，你過來，以后，娘無法給你梳頭了！你爹給你梳不好，娘給你把頭發剪了吧！”
8歲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經與其他女孩一樣，有著一頭美麗的長發。兩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媽媽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頭烏黑
的長發。從此，甜甜一直留著短發——如果不是她穿著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個男孩。
與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甜甜的媽媽希望自己的女兒漂亮，可她為什么要親手剪掉女兒漂亮的秀發？
這是一個生命接近極限的時刻，一個彌留之際的母親，對于自己留在人世間惟一親骨肉最無奈的關愛！
甜甜的長發被剪掉不久之后，媽媽永遠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極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媽媽是在34歲生日那天死去的，死于艾滋病并發癥。如今，正在村小學三年級讀書的甜甜，也被確診感染了艾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臺市沙河市冊井鄉張溝村，這是一個遠離城市的小山村。
2005年11月23日，記者第三次來到甜甜的家里，看望這個靦腆而可愛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張記錄。
碎磚塊壘起的院墻、七八塊木板釘成的柴門，與兩邊鄰居家整齊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間有兩間紅磚平房，其中的一間里放著一個雙人大床，占了屋子面積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媽媽就是在這張床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這張床上。
甜甜的爸爸張記錄從箱子里拿出一張白紙條，上面用紅筆寫著“愛妻，生于1970年10月10日，卒于2003年10月10日上午8時，享年34歲，冤死！”(時間為農歷——記者注)
甜甜的媽媽，一個農村婦女，是怎樣感染上艾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個年僅8歲的小女孩甜甜又怎么可能成為艾滋病毒攜帶者呢？
甜甜媽媽的死亡之路
與她周圍大多數小朋友一樣，甜甜原本有著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2005年9月初，張記錄曾經給記者寫來一封信，他在信中是這樣說的：
我和我亡妻在1995年結婚。婚后和其他人一樣，男耕女織，雖不富裕，倒也相安。1997年，我女兒出生，這無疑給我們家增添了歡樂和動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務農活，憧憬著未來的好日子。這期間我妻子雖說反復有感冒、發燒、流鼻涕、體乏等癥狀出現，女兒也經常反復腮腺腫大、發燒，但這些都未能讓我們預感到災難的降臨，只以為是常見病而已。
直到2003年秋忙時節，我妻子口中生瘡，體困力乏，不思飲食，久治不愈。約在公歷9月15日半夜，我夢中被妻子叫醒，她說，確已感冒身體不對，是不是到醫院檢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醫院檢查，化驗結果：可疑。后經介紹趕至邢臺市疾控中心，初診為艾滋病，此后省疾控中心確診了。
當邢臺市疾控中心的化驗結果告訴我們時，我和妻子都傻了，什么話都不會說了，相對沉默，我們都明白，將會發生什么。我的思緒雖然千頭萬緒，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鎮定去安慰妻子，告訴她醫生說了，化驗結果不一定準確，并攜妻乘車趕回家中。
根據疾控中心醫生的建議，第二天我攜帶女兒前往化驗，結果禍不單行，女兒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張記錄給記者出示了她們母女倆的兩份《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2003年9月24日，河北省艾滋病監測中心正式做出了這樣的確診報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問我：孩子怎么樣。我不敢告訴她實情，只說孩子沒事。從妻子那郁悶的眼神里我看到她有了一絲安慰，而我的感情卻再也無法克制。不敢面對妻子，自己躲到廁所里失聲痛哭。
“從確診到離開人世，也就40天。”
張記錄告訴記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間，她曾一度拒絕吃藥，因為她清楚地知道，她沒有生還的可能了——此病是絕癥。我也知道她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不想為本不寬裕的家庭再添負擔。但是為了不應失去的生命和沒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勸說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療，也托人在北京地壇醫院詢問療法，但是結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在從邢臺檢查回來后的20多天內，“我妻子還能在我的攙扶下上廁所，在院子里坐一會。只是耳朵的聽力急劇下降，口腔癥狀日漸加重。”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對我和前來探望他的內弟說，自己感覺身上一點體力都沒有了。”
張記錄在信中是這樣寫的：
那天晚上，我牽著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說：“你與我說會話吧。”她望了我一眼，有氣無力地說，我對不起你，沒給你生個兒子。有機會再成個家，生個或抱個男孩，為了以后有人照應你，好好照顧甜甜。
面對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聲痛哭，告訴她不要顧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后有什么不測，你把我也叫走(因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實情告訴她，增加她的思想負擔)，而孩子的未來又是未知數，我雖然僥幸避過此難，而這個世界上已沒什么事值得我留戀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無絕期的恨。
沒想到這段話竟是我與妻子的生死話別，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已經臥床不起，而且已聽不到常人講話了，喉嚨也發不清音了，縱然有時看到她嘴里在吶吶地說，但是什么話我已聽不清了。大約農歷十月七、八、九這三天里，也就是她離開的最后三天里，我妻進食已相當困難，我熬制的草藥送到她嘴邊，她卻難以喝下。買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湯匙從嘴邊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難，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讓她咳出，然而失敗了。
農歷十月初十這個令我終生難忘的黑色日子，不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
清晨，我正為女兒做飯，忽然聽到妻子微弱的呼叫聲，我的心一下繃緊了，急忙趕到她身邊，發現她已奄奄一息：從喉嚨里斷斷續續傳出似是“甜甜”聲，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邊，告訴她，孩子在這，你放心，我不會讓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對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著叫著，你回來，你回來，你不要走，你不該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個年輕的生命，一個善良的妻子和母親，一個有著許多未了心愿的人，卻帶著對丈夫和孩子的眷戀，帶著滿腔的怨恨，離開了人世，終年僅三十四歲。
我凄涼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淚水無休止地流。抬頭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蒼蒼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該呀不該，我兒生來無辜，心底無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卻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種天條地規，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難道去醫院生孩子錯了嗎？那可是救死扶傷的地方啊！”
甜甜的媽媽被艾滋病奪走了年輕的生命。那么，甜甜的媽媽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媽媽是冤死的！”
“是醫院殺了我的妻子與孩子！”
軍人出身的張記錄，從柜子里取出一把匕首，這是他當年參加對越戰爭時從前線帶回來的紀念品。“如果不是答應了妻子臨終的托付，不是考慮我死后孩子沒人管，我早跟他們拼了！”
記者先后三次見到張記錄，這個漢子每次都淚眼汪汪，激動時拳頭捏得嘎嘎作響，感覺他快要爆炸了。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太冤枉了！”
“艾滋病傳播主要有三個途徑，性、血液、母嬰，已經確診我沒有這個病，從小生長在這山溝的妻子沒有可能接觸到有這個病的人，妻子的作風與為人在村里是人人稱道的。”
“那么，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這一輩子就輸過一次血，生孩子時輸的！是醫院把艾滋病毒輸給了她，吃娘奶長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對此，張記錄提供給記者的材料上是這樣寫的：
1997年9月18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進沙河市康泰醫院2樓16號病房，第一次交付藥費1000元，其間醫院進行了常規化驗，而后開始輸液。
血常規化驗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應出現貧血，需要補充血液，于是醫院在農歷18日為我妻輸血800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時間太久，名字記不清)。我們交付現金920元。
9月26日，農歷8月25日傍晚，我妻子出現分娩癥狀，因難產，需做剖腹產。我在手術書上簽字后，于晚9點左右進手術室(手術醫生有王順英，主治醫師小馬——名字不詳，護士長韓仙梅，供氧師——姓名不詳，麻醉師——醫院臨時聘請，姓名不詳)。
23時30分左右，護士長韓仙梅抱著我女兒找到我，告訴我女兒于23時15分出生，并一同到一樓接生室稱重。
次日凌晨1點左右，我妻子從手術室推出，待常用藥輸完后，即輸上血液400毫升，交付現金460元(供血者為徐，名字記不清)。
七天恢復觀察期后，即農歷9月3日(公歷10月4日)出院，并補交醫藥費1000元。其間我女兒曾一度高燒，后經治療，方轉正常。
在生下女兒后，我妻子經常身體欠佳，易發燒，隨時間推移，逐漸飲食減少，身體虛弱，四肢無力、失眠。女兒身體也一直反復感冒發燒，腮腺腫大，經多方治療，效果不佳。
2003年9月，張記錄的妻子與孩子被判了“死刑”！
為此，張記錄寫了四條理由陳述自己的意見：
那么病源從哪里來？本人認為，只有在康泰醫院住院期間輸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間，醫院曾為家妻輸血1200毫升(分兩次，前800毫升，后400毫升)，且供血來源為私人輸血(王順英曾說過，咱有自己的輸血隊，都領有健康證的)。第二，我妻子身體自生下女兒后，一直欠佳，近期尤為嚴重，且癥狀和發病規律、年限符合HIV。第三，醫院在輸血來源上屬違法采血和輸血，有此隱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兒身染此病，完全是由當時其母輸血或哺乳所致，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綜合上述理由，本人認為，造成如此嚴重的人為傷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醫院在采血、輸血過程中不經檢驗、違規采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兒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無情地剝奪了她們的生存權，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變得支離破碎，而我本人也面臨著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與死的恐怖之中。
張記錄曾經多次到這個醫院討說法。他告訴記者：“他們要我出示輸血單，我說這些都在你們這里。后來我明白了，我們出院時連病歷都沒有。于是我一直向他們要病歷，但到現在也沒有要上。我們農民打官司怎么能打過他們呀！”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記者曾經兩次專程前往位于沙河市顯德旺鎮的康泰醫院求證，均被告知“領導不在”。后來記者曾經打電話給這個醫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們醫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規，不存在任何問題。”
父女活著之痛
“千般苦難集于一家，千古奇冤降于一身，天地不公枉為天地！”這是張記錄寫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張全家合影照片背后的文字。
艾滋病不僅奪走了張記錄妻子的生命，剝奪了小甜甜的生存權，而且也隨時威脅著他的生命健康。
與此同時，“艾滋病綜合癥”如同生化沖擊波一樣，在甜甜與她爸爸的周圍全面爆發了：
“人們像躲瘟神一樣的躲著我們。”張記錄說。
自從甜甜及媽媽的病情確診以后，“我們再怎么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里傳開，人們看我們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后，這個曾經在老山前線榮立過集體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選礦廠的工作。“我再解釋都沒有用，他們也在懷疑我，誰也不愿意與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掙的800元錢，本來是家里最核心的收入來源，現在一分錢的來頭都沒有了。連孩子上學的學雜費都是賣了糧食才交上的。”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現在連去邢臺幾塊錢的車費都拿不出來！”
“想過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誰來管？”
如今的張記錄是既當爹來又當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讓她餓著呀！咱沒什么好吃的，但要讓孩子吃飽飯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愿意帶這個孩子。自從甜甜娘去世后，連她姥爺、舅舅一家都很少來往了，甭說別人！”
張記錄每天除了操持家里那3畝薄田，便只能一門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說，“也不好到別人家里去串門，不好讓人家難堪啊！”自從妻子離開人世之后，他從來不在別人家里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談了。
“雖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與任何人接觸，都感覺低人一等。”
“人人都懷疑我。”
“別人家都是高高興興的過日子，自己卻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強的時候，生活卻沒有著落了。”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這些真不想活了！”
他給記者的來信中說：
尤其嚴重的是，妻子離開之后，我和孩子成了村里的新聞廣角、人們茶余飯后的話題。女兒在學校常常受到其他學生的奚落。每當孩子回家告訴我說，“爸，他們都說俺有艾滋病”的時候，我的心猶如刀割，與女兒抱頭痛哭，然后違心地告訴她，甜，別聽他們胡說，不要理他們，好好學習。
孩子是單純的，我哄一陣子以后，她不再說什么，但我心里清楚，這都是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議論我的反射而已，雖說他們表面上見到我不說什么，有的還安慰幾句，然而從他們異樣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他們對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鄉親，我理解你們的心情，可誰能理解我呢？
面對流言蜚語，我只能采取無奈的沉默，因為任何解釋都是蒼白無力的，沒人會相信你。只有隨他去說，做一個不是賊，卻像賊一樣過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嚴，丟掉吧，為了女兒，夾著尾巴做人，實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關上門，對著亡妻的照片哭訴一番，然后告誡自己要忍耐，擦干淚，不要說為什么。因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后來者，當與此心期。
有時我真的想抽刀與康泰了斷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兒惟一的親人，惟一不嫌棄他的只有她的父親，她不能再失去我。
“沒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張記錄說：“最近電視上在演《大長今》，孩子愛看電視，看著看著就哭起來了，嘴里喊著“媽媽，媽媽，我要媽媽！”我的心啊，說有多疼就有多疼！這樣的情況下，我只能抱著孩子一起哭。”
在講述這些時，記者看到他的淚水已經浸透了整個衣袖。
張記錄說，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對孩子說：“甜，要記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報不了這個仇，你一定要報！”
張記錄說：“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還時時為別人著想，每次醫生來輸完液，她都不讓醫生把輸液器帶走，要當著她的面銷毀，看著她這么做，讓我心碎！”
張記錄曾經在甜甜媽媽的墳頭發下重誓：“我現在活著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按你的囑托，帶好我們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來，為你們母女討回公道！”
張記錄說，我相信國家的法律會給我們一個公道，只是我現在沒有任何能力打這個官司，“他們有權有勢！我一個貧困的莊稼漢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他一方面在為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為孩子擔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后能不能結婚？“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盡父親的責任。”
記者看到，他家一進門的正面墻上貼著一張大大的獎狀，上面寫著“張某某同學在2004—2005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試中榮獲二年級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長大后上大學，做科學家。
張記錄說：“雖然我不知道女兒的未來，也不知道她還能活多久，但我必須為女兒而活著！即便現在生不如死，也得堅定地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