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沉重的名單，更多的艾滋兒童
在河北邢臺，艾滋兒童并非甜甜一人。
2005年7月和11月，記者先后三次深入邢臺市所轄的橋西區、橋東區、巨鹿縣、沙河市、威縣、柏鄉縣、邢臺縣、寧晉縣、廣宗縣、平鄉縣、任縣以及與沙河市相鄰的武安市(屬邯鄲地區)等地調查。
記
者進村入戶，先后訪問到了10名艾滋兒童，親眼見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監測中心《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兒童8名。他們與甜甜一樣都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雪雪(化名)，女，8歲，一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2005年7月12日，記者在沙河市柴關鄉的一個小山村里見到了雪雪。見到她的時候，她正在自家的屋子里寫作業。雪雪看上去與所有的孩子沒有兩樣，小姑娘的頭上別了一個蝴蝶狀發卡。相對來說，雪雪要比甜甜幸運得多：她有兩個姐姐以及偏愛她的奶奶。然而，她的媽媽依然無法與艾滋病抗爭，已經于2002年農歷6月18日死亡。
雪雪17歲的大姐與家里人一起告訴記者：雪雪的媽媽原本身體好好的，1997年農歷5月19日，她在自己家的炕上生雪雪，造成大出血，于是家人匆忙將她送到離她們最近的沙河市康泰醫院搶救、輸血。“不知道輸了幾袋血，從醫院回來以后，好好的人，就經常發燒、貧血、還愛跑茅房。一開始以為是感冒，后來越治越治不好，曾經還以為是肺炎，后來人家醫院確診了，才知道是這個病，醫院也不要這樣的病人，回到家里，沒多久便死了。”
一家人都去化驗，大家都好好的，“就我小妹感染上了，她是娘輸了血以后，吃娘的奶長大的。”
雪雪的父親目前在附近的一家煤礦下窯挖煤，“一個月能賺個七、八百的。”他們說，“咽不下這口氣，但又不敢打官司，一打官司，全傳出去了，我們一家人以后怎么活啊！”
2005年11月23日，記者再次去看望雪雪時，她為記者背誦了她最喜歡的課文《小烏鴉和媽媽》，當她背誦到“森林里有個烏鴉媽媽……小烏鴉依偎在媽媽的懷中，他們溫暖極了”時，她的淚水從眼框里刷刷的流下來，流進她的嘴里，滾向她的下頜，滴在她的衣服上，濕了好大一片。
山山(化名)，男，9歲，三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父親也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沙河市柴關鄉的一個村莊，山山與奶奶、爸爸以及姐姐一起住在這里。記者見到他的時候，山山與一伙小朋友們從院落外邊的馬路上玩耍歸來，臉上還流著汗水。
山山的爸爸告訴記者：“他媽生他的時候，是1996年農歷10月，我們住在沙河市的康泰醫院里，孩子還沒有生，醫院不斷給我做工作，非叫輸血。我當時反對，我說，需要輸了就輸，不需要了就別輸。但是醫生三番五次找我談，要求輸血。沒辦法，聽人家醫生的。輸完血兩個星期后生的山山。”
“從那里回來，再也沒有上過醫院。2004年初，他媽經常惡心、嘔吐，于是正月初八到邢臺市人民醫院檢查出了這個病。回來后，在鄉醫院輸了幾天液，便去世了。”
之后，全家檢查，結果是：山山和他爸爸為艾滋病毒攜帶者。比山山大三歲的姐姐一切正常，奶奶也一切正常。
丹丹(化名)，女，8歲，一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父親為艾滋病毒攜帶者。
在沙河市冊井鄉某村莊，記者見到了丹丹目前的一家人——爸爸、爺爺和她。丹丹的爸爸告訴記者，丹丹娘總共輸過兩次血：1997年正月，因為貧血，在沙河市康泰醫院輸過兩小袋血；1998年農歷10月25日，生丹丹時大出血，在康泰醫院又輸了兩袋血。
丹丹的爸爸告訴記者：“原來我們什么都不知道，2003年沙河市對在90年代中期在當地醫院輸過血的人進行檢查，丹丹的娘被查出來了，后來一查，不僅她娘有艾滋病，而且我與丹丹都有艾滋病。”
“在這之前，她娘經常難受，經常發燒，我們按一般的發燒治療，一般一次輸液就得一個星期。每年都得三四次。查出這個病后，發現還有結核，于是我們先按結核治，后來結核也沒有治好，人就死了。”
丹丹的娘是2004年農歷6月3日去世的，依然與記者見到的其他艾滋病人一樣，只能回到家里，死在家里。
丹丹的爸爸說：“好好的人輸什么血啊！但是人家醫生不斷找我談，說‘貧血這么厲害，你趕緊輸血吧’。咱一個農民，什么也不懂，人家醫生說輸，咱就交血款唄。”
記者看到，丹丹家滿院子堆的全是垃圾，丹丹的爺爺對記者說：“我在撿破爛，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兒子身體有病，大苦吃不成，收入太少，我不撿破爛換錢，這娃娃就上不成學了。”
浩浩(化名)，男，6歲。父母均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在沙河市白塔鎮一村莊，記者見到浩浩時，他光著膀子，身上只穿一條深藍色短褲，在自家門口的巷道里玩。
浩浩家總共有5口人：浩浩的父母、浩浩和兩個姐姐。兩個姐姐一個13歲，一個10歲。
浩浩的媽媽告訴記者：“1996年農歷3月21日，我在家流產了，于是被送到位于沙河市顯德旺的顯德旺煤礦醫院治療并輸血，血輸了一包，花了800元。醫院現叫的人，叫來人進行抽血，抽了人家的血，然后就輸給我。”
“除了這次輸血，我再也沒有輸過血。2003年底，知道我輸過血，鄉衛生院抽我的血去檢查，2004年開春我便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然后是一家5口人全部抽血檢查，“最后的結果是，他爸與老小都感染上了，老小是1999年生的，是我在醫院輸完血后生的孩兒。”
她告訴記者，目前，“我們夫妻倆都還能從事勞動，但重活不能做，吃飯與生活還都正常，就是容易感冒。面對這一切，我只能從鄉衛生院領藥，盡量控制唄。”
楠楠(化名)，女，8歲，二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在邢臺市柏鄉縣龍華鎮的一個不小的村莊里，記者以走訪親戚的名義，在村里找到了楠楠家，這個8歲女孩，長長的頭發，頭頂扎著一個鮮艷的蝴蝶結，衣服上繡著一個正在奔跑的小梅花鹿。如果不是記者事先知道她是艾滋兒童，誰也想不到，這么可愛的一個女孩會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楠楠目前與爺爺、奶奶、爸爸一起生活著，65歲的爺爺與38歲的爸爸都出去打工了。拄著雙拐的奶奶以及她爺爺的大哥告訴記者：
“這孩子真苦，她娘是2004年農歷4月11日死的，從北京回來只有8天時間，人便沒了。楠楠的媽媽是云南人，是當年有人從云南領來的，她爸當時28歲了還沒有老婆，1996年要了她媽，第二年生了這閨女，生這孩子時大出血，于是便到醫院去輸了血，2002年時，身體不好，還輸過一次血。沒想到她得了這個病，這孩子也感染上了。”
楠楠的奶奶想站起來，幾次沒有成功，記者伸手扶起了她，她說，“一家老的老、病的病，這老天爺，讓我們怎么活呀？”說著眼淚奪眶而出……
甜甜(化名)，女，8歲，三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關于甜甜的情況在前文中已經講了，這里不再贅述。
佳佳(化名)，女，8歲，三年級。母親因艾滋病死亡。
佳佳的家原來在距沙河市康泰醫院只有三、四公里處的武安市邑城鎮(屬邯鄲地區)，她的爸爸告訴記者：
“我們全家原來是4口人，佳佳和她哥哥，以及我和妻子。1997年8月1日，妻在康泰醫院生了佳佳，三天后，院長王順英動員我說，‘你給她輸個血，身體恢復會快一點。’她三番五次來動員，有好幾次岳父岳母都在場，其實妻當時只有28歲，身體非常好，但是想到醫生總是為咱好呀，再者，不能讓兩個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輸了血。
“一年后，妻便發燒不退，出現各種癥狀，我們從小診所到大醫院一級一級跑了整整一年，之后被確診了。1999年5月16日死了。佳佳被確診是艾滋病毒攜帶者。所幸兒子和我都沒有問題。”
壯壯(化名)，8歲，三年級。母親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2005年11月10日，壯壯隨他的母親及四個親戚來到記者的辦公室，這是記者第一次見到壯壯，圓圓的臉蛋白里透紅，大大的眼睛，虎頭虎腦的，還穿著一件繡著各種小動物的牛仔服，看上去是一個營養十分充足的小胖墩。
如果不是看到他與他媽媽的《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記者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艾滋病與壯壯聯系在一起。但是，鐵的證據擺在眼前。
壯壯的媽媽告訴記者：“1994年我與壯壯的爸爸結婚并居住在沙河市辛莊村。原本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但是，今年(2005年)3月22日，邢臺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來辛莊村普查，我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攜帶者。讓人難以接受的是，4月12日，我8歲的兒子也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攜帶者。”
好在丈夫沒有感染艾滋病。壯壯媽媽對記者說：“近10年來，我們家本本分分做人，從未有過任何不良行為，夫妻倆都從未出外打過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8歲的兒子，年齡這么小，怎么可能被感染艾滋病呢？經咨詢邢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專家，他們分析：我們母子被感染艾滋病毒只能是我輸血，然后通過母嬰方式傳給兒子。現實中，我這生惟一一次輸血，就是生孩子時在顯德汪煤礦醫院住院輸過血，當時動員我輸血的醫生也承認給我輸的血是非法的自采血。”
除了親眼見到持有《HIV抗體檢測確認報告》的以上8位艾滋兒童外，記者還訪問到兩位艾滋兒童，他們分別是4歲的女孩婷婷(化名)和11歲的男孩剛剛(化名)。
關于婷婷的訪問。記者根據有關線索來到位于沙河市柴關鄉的某村，找到了婷婷的大伯，他只是告訴記者，他弟弟已經死了，孩子和她娘都有病，已經離開這里了，說完便把記者拒之門外。
關于剛剛的訪問。記者依然是根據有關線索找到了位于沙河市冊井鄉某村的剛剛家，記者在他家的院子里見到正在玩耍的剛剛，他的母親對于記者的問題未置可否地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然后對記者說“你走吧，我們的孩子以后還要生活在這里，還要娶媳婦成家呢。”
以上僅僅是記者連續三次在邢臺訪問到的艾滋兒童，長期為邢臺的艾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臺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員李黔冀對記者說：“在邢臺，已經發現的艾滋兒童至少有20多人，艾滋病毒攜帶者至少有200多人。”
一方面是不少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另一方面記者發現幾乎走訪過的每一個地方都寫著“死亡”：連續三次訪問，記者累計訪問到艾滋病及感染者總共34人，其中已經死亡14人，許多死者的墳墓上依然培著新土。為記者帶路的人稱記者對于邢臺艾滋病的訪問是“尋找死人”的工作。因為記者不斷聽到的回答是“她已經死了”、“他已經死了”！
“死了倒是解脫了啊，活著的人，是生不如死啊！”許多受訪者幾乎都發出同樣的感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