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話大王鄭淵潔最近拿了新浪網主辦的一個博客獎，還在頒獎儀式上大講黃段子。這番鄭氏講黃段子，不是在圈內朋友的飯桌上，而是在網絡直播現場，一個公眾場合。因此一些人認為鄭氏在這種場合里講帶“黃”的話，讓某些女士處在“黃”流滾滾中十分尷尬，是對女性的不尊重。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和鄭淵潔一樣愛
好講黃段子，而且喜歡即興創作，在朋友圈內有點小名氣。那時我剛從一個政府機關離開，去當記者。不過我講黃段子有一種自覺，要有人提議，并征求在場者尤其是女士的意見才敢開講。
在機關里，我過了好幾年言必講大詞，唱高調的生活，身邊的同事也是如此，大伙兒常一本正經地坐在會議室里，一個賽一個盡揀《雷鋒日記》里面那類語言講話。而私下里在一起喝酒，許多人就比著誰的黃段子講得最精彩。而且我發現，越是有著善于宏大敘事，能把領導要求的公文寫得花團錦簇的人，黃段子講得越好。我想，講黃段子是否一種放松？或者說對自己臉譜化生存狀態的一種反諷？黃段子，抑或成了時代的大眾寓言？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中，生活在“冷戰”期間東歐國家的主人公在那種泛政治化的環境里，在要求人們言說千篇一律、符合流行意識形態要求的文化中，一種顯示自己思想還具有某種獨立性的無奈而又安全的方式，就是在講話中更多地用性來隱喻現實生活。所以我們看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托馬斯，幾乎能把他對所有事物的看法和性聯系起來。
《笑林廣記》成書于明代，里面“黃段子”不少，收集這些段子的是大才子馮夢龍。我們知道明代在兩千年帝制時代中，是十分推崇名教的朝代，朝廷用綱常倫理來治國，士人出仕揚名靠的是所謂的“道德文章”。可是那個時代色情文學又大行其道，大儒們一面在上表中闡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君子之道，另一面寫著“一樹梨花壓海棠”、“烏個頭發白個肉”之類艷詞。
后來，我之所以疏遠了黃段子，不是自己某一天受到教育，要做“高尚的人、純粹的人、遠離低級趣味的人”，而是覺得找到了更好的言說方式，不需要講黃段子來釋放。我是看鄭淵潔先生的皮皮魯系列長大的，那個時候鄭淵潔最佳的言說方式也許是童話，童話無疑有著很強的寓言功能。是否這個時代童話的寓言功能在退化，而黃段子比童話更合適用來隱喻？沒問過鄭淵潔先生，不知他是如何看的。
我一向不認為黃段子和下流、低級可簡單地畫等號，它和陜北信天游中處處可見的“酸曲”一樣，是有著其產生的特定文化背景。但是此人之藥，卻是他人之毒，在鄭淵潔先生等人看來，講黃段子也許是種很合適的言說方式，對有反感黃段子的人尤其是女士來說，就是不尊重甚至有性騷擾的嫌疑。講黃段子還是要分場合，因為你是在傳播，而傳播就不能完全取決于自己的好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