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富陽發展農村文化經紀事業調查 農民看演出找不到劇團，劇團想演出卻找不到觀眾，就在許多地方為找不到抓手來解決這組矛盾而苦惱時，浙江富陽依靠那些隨農村演出市場而生的農村文化經紀人，盤活了文化消費的買賣雙方。政府不花一分錢，照樣建立起絢麗多姿的新農村
文化大舞臺。 “引”戲下鄉的農村文化經紀人
春節前幾個月開始到現在，70歲的張美英老人一直都沒閑過。
作為富陽市最老牌的農村文化經紀人之一，年前年后這段時間里，張美英一直忙著在“為劇團找觀眾，為觀眾找劇團”。記者看見她時，她剛剛給當地一個需要演出的偏遠山村聯系上鄰縣的一個紹劇團。
“我年輕時在富陽劇團工作，常年在各地跑演出、賣票，因此跟各大劇團很熟，跟農村里人頭也熟，所以在雙方之間聯系起來都很方便。”據張美英自己說，年輕時她常年挑著鋪蓋隨劇團走鄉串戶，足跡曾踏遍了富陽的各個角落。
“以前農村里沒有娛樂活動，劇團去了非常受歡迎。現在農村里人們看電視看膩了，劇團去了也非常受歡迎。”說起農村文化經紀人這個行當，張美英將它概括為兩句話：一是自娛自樂，二是給別人帶去歡樂。
在富陽，和張美英一樣的農村文化經紀人至少有42人，當地人已逐漸把他們認同為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這些農村文化經紀人長期跑演出，在農村和劇團擁有龐大的關系網，從事農村文化經紀工作具有先天優勢。”富陽市文廣局副局長莊孝泉介紹說。
當然，農村文化經紀人在給農村送去演出的同時，自身也獲利頗豐。按當地農村文化經紀行業內不成文的規定，演出聯系成功后，文化經紀人每場收取演出費用的8％－10％作為中介費。“一年能聯系幾十場演出，收入在兩三萬元。”張美英說。
農村文化建設的有效“抓手”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2004年富陽全市共上演各類文藝演出1240場次，2005年，這個數字增加到了1500余場次。在富陽各地農村紅紅火火開展的演出中，由經紀人通過市場手段運作的占了絕大多數。
經紀人長期深入農村第一線從事文化藝術的生產和經營，對豐富農民文化生活，方便農民文化消費，活躍農村文化活動，有著政府無法替代的作用。富陽市文廣局文化文物市場科科長金瑤環說：“在這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背后，政府沒有補貼一分錢，所做的只是對農村文化經紀人進行了必要的規范和引導。”
采訪中，一些文化界人士認為，為繁榮農村文化事業，當前許多地方都在考慮農村文化建設由誰來當“抓手”的問題。政府組織的文化下鄉、文化扶貧活動一浪高過一浪，農村文化供需的根本矛盾卻沒有得到解決。
“富陽抓住了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培植在文化市場洗禮中應運而生的文化經紀人隊伍，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莊孝泉說。一方面，劇團如果繞開文化經紀人直接跟村子聯系的話，會影響到演出檔期以及路線的統籌安排；另一方面，礙于山區農村的偏遠，大經紀公司往往顧忌成本高、利潤薄而不愿意介入。“因此在農村文化事業發展過程中，農村文化經紀人是具備生存土壤的。”
農村文化經紀人王金良這樣對記者說道：“農村文化經紀人主要解決了演出的供需問題。村子里想演戲要聯系劇團，怎么辦，找文化經紀人。劇團要價高，村子里則要求劇團質量好價錢低，怎么辦，找文化經紀人。”
在富陽采訪期間，記者看到了這樣一件事，足以說明農村文化經紀人的“牛氣”。作為富陽當地唯一的專業劇團，杭州越劇三團去年全年演出場次達到了292場，劇團并不存在無戲可演的問題，該團副團長夏富笙卻依然希望能夠“傍”上農村文化經紀人。“希望文化經紀人在農村營銷推廣劇團的時候，能首先把我們這個劇團推出去。”夏富笙說。
經紀人隊伍尚需引導和規范
“一開始就我一個人，后來王金良加入進來，現在人越來越多了。”張美英這樣對記者形容當地農村文化經紀人隊伍的迅速壯大。也正因為如此，對經紀人隊伍如何進行有效引導和規范成了當地文化部門急于解決的一個問題。
“畢竟現在的農村文化經紀人隊伍還具有很強自發性，業務水平上也是參差不齊。”金瑤環說。為此，2005年，富陽市有關部門召開了4次文化經紀人座談會。
“我們還對現有農村文化經紀人進行業務培訓，幫助他們取得演出經紀人資格，將民間文化經紀人納入文化市場管理范圍，其中已經有6個人取得了浙江省文化廳頒發的文化經紀證書。”莊孝泉說。
據記者了解，富陽市還擬于近期成立文化經紀人行業協會，以加強同業之間的溝通互助和行業自律。
除此以外，為了進一步緩解農民看戲、劇團演出的供需矛盾，同時也為了彌補農村文化經紀人的不足，2005年富陽市政府還舉辦了“富陽市2005年農村演出業務供需洽談會”。
莊孝泉說：“那是浙江省首個演出業務供需洽談活動。當時我們邀請了25個專業和民間演出團體，230多個演出需求村的代表，以及10多位文化經紀人參加。期間有61個行政村當場就與10多個劇團達成了演出意向。”新華社記者方益波張道生（新華社杭州2月18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