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火車上，看著窗外飛逝的景物，郭佩祥腦子里浮現出一幅畫面：晨光照在土地上，一眼望去是綠油油的麥田，幾頭老黃牛慢悠悠地從田邊走過，一個中年漢子背朝著天在田里揮汗如雨，遠處農舍的煙囪上空飄著縷縷炊煙。

　　同一些在城市里長大，很少去農村，但是愛玩“開心農場”游戲的年輕人一樣，當時還是山西大學大三學生的郭佩祥一提起農村生活就會聯想起電影里常見的幾個鏡頭，還會因為在城市里生活太久而對農村帶著幾分向

　　大學課堂上，研究鄉村治理的老師董江愛說：“這幾年新農村建設搞得紅紅火火，農村究竟發展成什么樣，還存在什么問題，你們想知道的話，就自己去農村看看吧。”

　　2010年4月2日，郭佩祥和兩個同學坐上從太原出發的火車，沿著數百公里的太長高速路，翻過太行山，又經過太原盆地、長治盆地以及上黨革命老區，來到了長治A村。

　　A村腳下埋著豐富的煤炭資源，是一個資源型農村。一條國道從村中穿越而過，國道西側是礦區，東側是居民區和農田。

　　郭佩祥老遠看到村口林立著一排排店鋪，腳下走的道路也整潔平坦，心想這個資源豐富的村莊“應該是一個好村子”。

　　走進村子里，郭佩祥仿佛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村里小道邊上到處堆放著垃圾，臭氣撲鼻而來。一些平房的墻壁剝落，如同被鏟子刮過一樣。一個四合院的整面院墻都已經坍塌，露出光禿禿的院子。

　　“新農村不是首先講究要村容整潔嗎?”郭佩祥又想起村口的景象，覺得很困惑。

　　三個外來客在村子里四處走動，周圍村民向他們投來的目光“讓人感受不到一絲暖意”。來之前，郭佩祥在長治市政府網站上看到，“村民熱情好客，會邀請客人進屋喝茶。客人喝一口茶，村民就要立即再倒滿”。

　　郭佩祥走進一個院子，聽到里面有說話聲。當他隔著院門探頭向里張望時，聲音戛然而止。院里一位中年婦女沖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們是紀委嗎?查違法亂紀的?”

　　在田頭，郭佩祥看見一個將近50歲的男人在采煤塌陷區翻土，“土地幾乎沒有肥力”。一處只有半畝左右的玉米地里，一個60多歲的老漢領著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在干農活。

　　眼前的A村不是郭佩祥原本想象的樣子，同時他也感覺到“這個村子不對勁兒”。好奇心和“問題意識”如同一根大腦神經被撩開，郭佩祥想知道A村真實情況究竟是什么。

　　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從2010年4月開始，郭佩祥一年多時間里5次來到A村調研。從懷疑到逐漸信任，村民愿意打開院門跟這個城里來的大學生坐下來聊聊。郭佩祥走訪了A村318個農戶中的200多戶人家，他對這個村子的情況也越來越了解。

　　1982年，A村實行“大包干”，村民簽訂土地承包合同。之后的30多年間，A村的耕地面積總量減少了近六成，人均耕地從2.67畝減少到0.6畝。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煤礦來我們村征地了”，“企業也占我們地”，“縣政府把我們的地征走了”。郭佩祥梳理了A村近30年的土地使用情況，發現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耕地先后被征用。

　　“龐大的土地財政導致各利益主體更多地征地以及村干部不惜倒賣土地”，郭佩祥經過多方訪談和求證了解到A村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土地倒賣案。

　　2006年4月，在時任村支書的主持下，村集體同鄰村人郭某簽訂合同，同意租用A村南部40畝土地用于建蔬菜加工廠，加工廠應解決40名村民就業，合同期是50年。

　　“這一看似運作規范且有利于A村發展的土地租用行為，卻在實際操作時性質發生徹底改變。郭某在同村委會簽訂協議后，將這40畝土地倒賣給當地煤礦所在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就是要在這40畝土地上開發房地產。”郭佩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