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千萬富翁還是赤手空拳的窮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冊處繳納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證，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開張；賺來的錢，大部分可以放進自己口袋里，因為除了16.5%的利得稅外，這里再沒有任何眼花繚亂的稅種。不擅應酬？這也并無大礙，與政府官員交往過密，反倒可能引來麻煩。

　　這就是香港的經商環境對那些躊躇滿志的創業者來說，堪稱一種享受。

　　香港在全球范圍內都被視為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依據國際商會公布的“市場開放指數”排名，這里被譽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

　　連續十幾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后，香港獲得評選發起者美國傳統基金會這樣的評價：一個沒有貿易障礙的免稅港，政府在經濟方面干預很少，金融與銀行業限制很少，薪酬與價格干預很少，產權觀念牢固，維持低程度的規管，非常規市場活動很少，一個積極不干預的自由市場。

　　“積極不干預”，正是幾十年來這座城市一以貫之的經濟理念。上世紀70年代，港英政府時期的財政司司長夏鼎基最早提出了這一口號。英國權威雜志《經濟學人》曾這樣描述當時的香港：“一個在香港開店的商人會發現這里的稅負低……有一個放下架子鼓勵他盡其所能賺錢的政府。他會幸運地發現這里沒有政治。”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曾驚呼，這里的官員“沒有花他人的錢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他將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視為“良好經濟政策的持久樣板”。

　　但香港還有另一個重要的面相。夏鼎基在經濟領域推行“積極不干預”的同時，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則在公共服務領域下了大力氣，第一次建立了基本福利體系，并推動了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公屋建設。

　　時至今日，這種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市場經濟哲學仍然隨處可見。

　　一些時候，政府會躲在市場后面。香港企業平均每年只需要繳納3次稅款，處理稅務的平均時間只有80個小時，遠遠低于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值215個小時；無論是本地資本還是外來資本，均可平等進入各個行業進行投資而無需獲得政府批準；香港商界的行業協會往往是民間發起成立，沒有任何政府撥款。

　　另一些時候，政府則會擋在企業前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香港特區政府專門針對中小企業推出了1000億港元的政府擔保計劃。計劃的核心是，如果銀行借款給中小企業出現壞賬，特區政府愿意承擔80%的虧損。最終，許多中小企業因政府擔保拿到了銀行貸款，順利渡過危機。

　　最值得玩味的故事則發生在1997年。當時亞洲金融危機蔓延到香港，作為香港第一位華人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曾動用外匯儲備，入市對抗國際金融炒家。而在打贏這場金融保衛戰后，港府主動退市，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的方式將豐厚的收益還富于民。

　　“我們發展的方向，就是一個‘大市場、小政府’方針。必須采取主動，研究如何結合政府與市場力量，貫徹‘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締造最能支持經濟發展的環境。”曾蔭權在一篇題為《大市場、小政府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的文章里寫道。

　　盡管香港被著名財經雜志《福布斯》視為“全球繳稅最不痛苦的地方”，卸任在即的特首曾蔭權仍然在立法會的問答會上強調，任期內未能將利得稅從16.5%降至15%，“至今仍是心中的一根刺”。

　　長久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始終以這種“拆墻松綁”的理念作為經濟繁榮的制度基石。在這種市場氛圍里，不僅常態下與政府有關的市場活動十分鮮見，那些試圖通過與政府官員“處好關系”從而獲取便利的生意人，也往往面臨名聲掃地的風險。

　　“在香港做生意很簡單，跟官員處好關系并沒有用，他們也都害怕你跟他處關系。”香港貿發局的一位內地業務拓展總監這樣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在特區政府網站上，毫不費勁便可找到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級公務員因要求政府項目承包商雇傭其家人而被罰款60萬元；另一位產業署要員則因將物業管理合約批給其親屬擁有權益的公司而被判刑兩年半。

　　在世界銀行針對183個經濟體發布的《2012營商環境報告》中，香港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對于香港的營商環境，3000多家駐港中資企業或許有著更切身的體驗。

　　一家來自內地的健身器材公司從2008年起進入香港市場。讓這家公司負責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香港分公司的財務報表“往往都很干凈”，沒有任何其他開支。

　　“這里的營商環境很單純很單純很單純，非常非常非常規范。”他重復了一長串，又笑著補充了一句：“還不用請吃飯。”